《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弁言》(1868-1869)

　　此书原名“台湾番事”。因为书中所述并不止于“番事”，还论及各种物产和台湾通商各口的商务，所以我们把它改称做“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

　　此书未题作者姓名，但据书中内容，可以断定是清同治七、八年间（一八六八～六九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官李让礼（Ｃ.Ｗ·Ｌe.endre亦译李善得）写的。书中第一篇“叙呈送各大宪缘由”的文中，开头即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所寄每年报单，已付本国史官存案，想大人必当阅过在六十八年四月间所载往台湾迤南一带保固和好之事”云云，足见这些文字都是李让礼向美国政府报告的底稿。原文自然是用英文写的，不知何以译成中文，更不知是何人翻译的。译文虽间有辞不达意之处，大体还算通顺。正文下面的注字也不知是否译者所加。这些问题都只能待考了。

　　此书第一部分所述番事，系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二月李让礼再往台湾“番地”所见所闻的记录和他对台湾“番事”的述意见。若欲问这个美国领事官为什么深入台湾“番境”，必先说明上年美国船员被台湾“生番”戕害事件的原委。

　　同治六年二月初七日（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商船“罗妹”（ＲOver）号在台湾琅洋面红头屿遭风触礁沉没，船主赫特（Hunt）夫妇和水手一共十四人坐着杉板逃生，到琅尾龟仔角龟鼻山登岸，被“生番”杀害了十三人，仅剩华人一名逃出被救，送交旗后英国领事馆收领。当经英领事贾禄（Ｃarrol）偕同这个水手乘兵船往出事地点去查勘，因有生番躲在丛林里放枪射箭，没法登岸，只看到船员们所乘的杉板留在沙岸上。英领事即于二月十八日（阳历三月二十三日）致函台湾道吴大廷，请饬地方官确查情形，照律究办。吴大廷一面饬令凤山营县查办，一面函覆英领事说：“生番不归地方官管辖，外国商人不可擅入番境，以免滋事』。而凤山县知县吴本杰也曾和贾领事晤商，他说：『该领事亦知生番行同兽类，不可理喻；并知该处山海险阻，不便进兵”。

　　三月十四日（阳历四月十八日），美国驻厦门的领事李让礼乘兵船到台，照会台湾镇道，请他们拨兵会剿。他们随即把先前和英领事函商的情形缕细照覆，答应即饬地方官设法办理。并由吴大廷接晤李领事，告以“台地生番穴处猱居，不载版图，为声教所不及，今该船遭风误陷绝地，为思虑防范所不到，苟可尽力搜捕，无不飞速檄行，无烦合众国兵力相帮办理”。可是凤山营县奉檄后委员哨探的结果，则谓：“驰赴琅，询之番民，均云该地（指出事地点）离龟仔角尚数十里，尽系生番，并无通事。水路则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陆路则生番潜出，暗伏杀人。其巢穴径途，无从侦探”。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等便将这些情形，据实照覆李领事。

　　五月十二日（阳历六月十三日），台湾镇道又接李领事四月二十九日（阳历六月一日）照会，催请剿办。刘明灯等只得添委了几个员弁，“酌带兵勇，相机图之”。那知这些弁兵人等纔于十五日的早晨出发了，而当天的晚上刘明灯等却接到地方文武的报告：“花旗国的轮船在本月十二日（阳历六月十三日）由旗后开往傀儡山的龟仔角社，有带兵洋官一员和洋兵一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诈诱上山，结果带兵官被打死了，洋兵伤了数人。第二天，轮船开走了，声言‘回国添兵，秋冬再来剿办’”。台湾镇道怕将来闹出大事，就在五月二十四日（阳历六月二十五日）奏请“饬下总理衙门照会该国公使，据理辩论，毋得带兵自办”；并将这个奏稿抄呈闽省督、抚。

　　在初出事的时候，厦门李领事虽曾到省见过闽浙总督吴棠，但在李领事来台以后，大都和台湾地方当局办交涉；所以吴棠对于此案，只是照例的一面饬行台湾镇道查办，一面咨呈总理衙门查照而已。直待接到台湾镇道关于美国兵船轻进失挫、声言添兵再来的报告和英国税务司转来李领事“语多恫愒”的照会，指摘台湾镇道推诿不负责任，才感觉事态严重。因此，照覆李领事允为查办，又“严檄责成台湾镇道会督文武，遴选屯弁屯兵，雇觅熟番购线办理，务将滋事之凶番缉获惩治，一面查起被害洋人尸身交领”。

　　台湾镇道和闽省督、抚的奏报，在六月十七日（阳历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一日（阳历八月二十日）先后经皇帝批交总理衙门办理。其实总理衙门在三月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已经接到美国公使蒲安臣的照会，请速查办，并称『达知本国水师提督，派兵船到台湾会办』。总理衙门也曾咨行闽省督、抚转饬迅速查办，并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无如地方当局“颟顸支饬”，以致迁延日久，尚未结案。总理衙门认为应“请旨饬下闽浙督抚严饬该镇道迅速购觅熟番相机办结，庶美国无所借口，而别衅亦可不生”。

　　刘镇台明灯在督、抚“严饬”之下，遂于八月十三日（阳历九月十日）由郡起程，十八日（阳历九月十五日）抵枋寮。布置一番，又于二十五日（阳历九月二十二日）由枋寮统帅水陆并进，每日步行二、三十里，抵琅后驻扎柴城，这里离龟仔角“番社”还有四十多里。传集各庄头人询问之后，知道龟仔角“番”已经邀结了其它十七个“番社”，意图抵抗。又经过一番布置，在九月十五日（阳历十月十二日）拔营进扎龟鼻山，距龟仔角“番巢”不远。刘明灯等正拟分路并击，却得到一个意外的转变。原来李领事在十六日送来照会，说他于本月十三日（阳历十月十日带领通事吴世忠及闽粤头人亲赴火山地方，途遇该处总目卓杞笃，面议和约：“嗣后船上设旗为凭，无论中外各国商船，如有遭风失事，由该番妥为救护，交由闽粤头人转送地方官配船内渡；傥若再被生番杀害，闽粤头人转为帮拿凶番，解官从重究治”。并且赎回女洋人（Hunt夫人）头颅和“照影镜”一具。李领事愿与“生番”和解，代请撤兵，免予深究。十七日，李领事又亲到大营向刘明灯面请，情词恳切，至再至三。刘明灯与吴大廷函商之后，就决定“俯如所请”，并取具闽粤“熟番”头人保结，妥议章程照覆。刘明灯先回琅，待李领事内渡后，才于十一月初一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率队回郡。于是这一案件得告结束。

　　以上是据台湾镇道、闽省督抚和总理衙门的奏疏加以撮述的。这些文件都散见于“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至五十六。至于李让礼次年再入“番地”之事，则不见于“夷务始末”而只见于本书了。

　　据李让礼说，由于上年订约之时天气不佳，虽入“番境”，却未能“悉往所应到地方，尽行面约”，他认为“事尚未定着”，所以又偕台湾南埠总税务司意勒安打们和翻译官毕克淋（W？A？Pickering亦译必骐驎）再入“番地”。他们在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打狗开船，次日抵琅上岸。又次日，乘轿到“孤滩”地方，改雇下甲挑夫，随向导步行入山，当晚到“色比里”人的居地，在村中挂搭帐篷息宿。二十七日，应“色比里”头人以瑟之邀，到他家里去盘桓了多时，仍回原来的村庄过夜。次日，土官头目多克察来会，晤谈甚欢，并由李让礼将去年所约各款，拟成告示，写好了交与多克察。他们还送他许多礼物，他也以隆重的仪式设席款待他们。当天下午散席之后，他们就辞别多克察回到“迫朴”人的“古丹”地方，又和“迫朴”头人矮三交际了一番。二十九日回到“赊厘务”。三月一日登舟开行，其间还在“板寮”勾留一日，于五日晨回到打狗口。这一篇“论美领事入生番立约情节及风土人情”的文章，约有七千字，除叙述他们的行程之外，还记载了许多“番地”的情况，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叶台湾“番地”风土人情的好数据。

　　我们看台湾镇道的奏疏里面动辄说：“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人迹所罕到，版图所未收”；“生番之凶，豺目兽心，见人即杀，不可理喻，为声教所不及”。但这几个外国人何以能一再深入“番地”，直接和“番目”办交涉、立条约，再看看李让礼的记载，则“番地”何尝全是榛莽未辟之区？“番民”又何尝全是冥顽不化之人？可惜台湾自入版图以来，地方官吏对于“生番”总是牢守着这样的观念，尤其是在遇到“生番”杀了外国难民的时候，便拿这些理由来推卸责任。无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竟借口于琉球难民被“生番”戕害的事件出兵侵台，而这个熟知“番社”情形的李让礼竟做了日本军队的向导！这又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者值得注意的一点。

　　本书第二部分记载物产。如台湾煤矿的分布地区、采煤的方法与费用以及产煤的数量与价值，都有详细的叙述；又讨论到台湾采煤和运煤工具的不及西洋；更论及中国人阻止开煤的说法之妄。

　　李氏在“论火山”一文中说，台湾所谓火山，实在不是火山，不过在山脚近处，因煤气郁蒸于内，时从山罅透出煤烟。他说门顺先生曾在打狗地方亲见一座火山，就是煤气所成；他自己也曾看到“屈茭”地方（在淡水之东）所谓火山的石罅中除煤气外还有石油流出。他认为当煤气初发时，人或未见，待石油流到附近地方，草木皆燃，土石并灼，当地人就称之为火山。中国记载台湾火山诸书大都不能辨别到这一点。据他的调查，这类的火山，计自“屈茭”各山起到“施噜美哑”各山止，自台湾南澳迤东各山起到迤南各山止，所在皆有。但在淡水、奎隆（基隆）之西、金包里、大有港和靠近艋舺的地方却有真火山。真火山皆有汤泉，产硫磺。他还把亲往金包里和大有港勘查硫磺产地的情形和台民偷制硫磺的方法一一列入报告书中。

　　关于樟脑，李让礼最欣赏台湾人制造樟脑的方法，他认为比当时日本人所用的方法巧妙得多。他曾把台湾制樟脑的炉灶绘图附说，列入报单。这个中文译本里虽将原图略去了，却还存有图说。除樟木可制樟脑之外，他又搜集了许多种台湾木料，寄给美国的博物院，并且分别说明每种木料的用处。

　　本书第三部分叙述商务。除论及台湾、厦门两海口应建灯塔和厘金税则应该减轻之外，以记载厦门和台湾通商各口的商务为最详实，因为其中列了许多有用的表。从这些表中，我们可以知道自一八六七年冬季迄一八六九年秋季台湾通商各港进出口货物的种类、货价和数量，各口进出轮船或帆船的只数、吨数、所载的货物以及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甚至于何年何月何日那一国的什么船装运乌龙茶或坑固茶若干磅开往纽约，都有明白的记载。这不啻是一份九十年前台湾进出口贸易的报告册。

　　本书记载物产和商务的两部分，是研究台湾经济史的珍贵资料。

　　本书有许多地名，原作者大约是依照各地的土音拼成英文的，译者又从英文译成汉字，因此和当时通行的地名不相符合。虽然知道“奎隆”就是“基隆”，“板寮”就是“枋寮”，但还有许多地名和番社名难于认识。这是阅读本书的一个困难。本书载有不少富于经济史料价值的表，但其中有若干数目字，彼此相加起来，并不能与总数相符，大约是抄写的错误。这是应用本书数据的又一个困难。关于这些地名和数目字，只得一仍其旧，不敢妄为注改；另有几个显然看得出的错字，我们代为改正了。

　　此书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抄本，承允录副印行，使本丛刊增加一种不易看到的书；这是值得感谢的。

　　“筹办夷务始末”所载同治六年美国船员被生番戕害一案的那些奏稿，也附录在本书之末，以供参考。（百吉）

 （来源：台湾文献丛刊）

编辑：齐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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