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兴修与地方变迁》

 

 

──以淡水龙山寺为例

作者 卓克华

　　

　　一、前言──台湾的龙山寺

　　台湾创建于清代的“龙山寺”，目前所知仅有五座，是否均分灵自泉州安海镇的龙山寺，因史书记载不明，不可得知，但其中确切可知者为艋舺的龙山寺。

　　泉州在清代辖有：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等五县，安海位在晋江县南方近海处，是个港口。据《安海志》记载，龙山寺又名天竺寺，为东汉高僧“一粒沙”发现某株异树神木，请工匠将其砍伐，雕成一尊千眼千手佛，至隋代越王皇泰年间（六一八～六一九年）才兴建了龙山寺奉祀此佛尊。该寺经历代重修，现存建筑则是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由靖海侯施琅等人捐资大修时的遗物。文革时遭逢劫难，幸近年又陆续修复。今存寺院，主建筑分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寺前有半月池，山门两旁华表高耸。周围墙壁，庭院中间，天坛高筑，两旁廊庑通连。正殿上下二层，前后殿宇，两侧禅房僧舍鳞次栉比，全寺宏敞雄伟，疏落有致[1]。

　　龙山寺的信徒主要是泉州的晋江、惠安及南安等俗称“三邑”人士，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安溪偏西北，同安偏南，与安海有山岳阻隔，两地人士较少信仰，虽说观音信仰为中国普遍信仰，但在泉州仍有强烈的地缘色彩，也即是在清代台湾仍以来自三邑人士才较有可能建造“龙山寺”。

　　在台湾的五座龙山寺中，以台南大东门外的龙山寺，可能创建最早，约在雍正年间由里人公建。曾于乾隆年间重修，日据时因拓路而迁建现址，近年又以水泥修缮，已<失旧貌，未列入古迹。艋舺龙山寺初建于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嘉庆、同治年代迭有修建。至日据时期大正八年（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聘请名匠王益顺主持改筑，而成今日规模。大殿在二次大战末期遭炸毁，光复后再予重建，于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完成，此后仍有小型之修缮与添建，而成今貌。凤山龙山寺或创建于乾隆初年，历经嘉庆、道光、同治年代的修建，至日据时期两侧护室一度改建，周遭景观也因市区改正计划，寺前横辟一条道路，视野大开。光复以来的修缮为局部性的，未全面大修，古物幸得保存，成“两殿夹拜亭，外带左右护室”式的平面格局。鹿港龙山寺初建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其后迭有修建。目前格局宽宏，前殿宽七开间，后带戏亭。大殿居中独立，前带拜亭。戏亭内置八卦结网，是台湾建筑史上的佳作[2]。

　　综观台湾这几座龙山寺，平面格局不尽相同，材料亦有别，且与祖庙安海龙山寺也不同，呈现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及不同地区背景影响，形成每一座寺庙独特风貌。然而不同风貌中，仍突显着泉州匠师的共同特色，即木结构及斗拱技巧成熟，用料较细，拱身较平，瓜筒较长。另一共通特点，即是初建时都选择在市街的边缘或郊区，如台南龙山寺在东门外，艋舺龙山寺在新店头街南郊，鹿港龙山寺在五福大街南郊，凤山龙山寺则在面临出东门的下横街尾，这些地理位置似乎反映属于佛教的龙山寺，有性喜幽静的倾向[3]。较为特殊的是位居闹市之中的淡水龙山寺，亦即本论文的主题所在。

　　众所周知，台湾寺庙除纯粹宗教功能外，尚具有强烈其它世俗之功能与色彩。清代台湾社会，因台岛荒芜初启，天灾疫害频仍，加以官府力量薄弱，兵燹屡屡，民间互助合作之风气特盛，常有结社组织，多由同乡、同族或同业组成，以共同信仰神明为中心而结合，因之促成寺庙之兴建发达。故台湾庙宇不仅是民间信仰中心，同时也成为聚落自治及行会自治中心，兼具自卫、自治、涉外、社交、教化、文化、娱乐、艺术等等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举凡地方之治安、产业、交通、教育、联谊、艺文、娱乐……等，莫不透过寺庙以推行，因此从某一角度来看，台湾寺庙（尤其是公庙或合港庙）实为台湾基层社会的一个村际组织。

　　而寺庙从起初因陋就简，或挂香火于田寮、公厝、住屋，以后醵资粗造小祠，乃致集资创建大庙，以为答报神恩。每次兴建、修缮、更替，一方面反映寺庙自身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轨迹；二方面反映主其事者，透过内部运作，按其期望角色来表现，因此寺庙每次的修建，不仅只是寺庙机能的扩充，或是外观样式的改变（或是兼而有之），多少也是内部派系斗争运作下的改变；三方面则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也即是说，寺庙历年的兴建修缮，不能只是视为几个单一事件的沿革，而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变迁中去考察，寺庙为配合当时社会环境之发展，除了调整运转其功能变化外，也必须不断修建扩充，否则即会因建物狭隘老旧，导致香火没落或荒废冷落，惨遭淘汰。因此，本文拟就以淡水龙山寺为例，透过其历次兴建修筑来考察探索当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发展。

　　二、淡水早期之开发

　　淡水古名“沪尾”或作“虎尾”、“扈尾”、“和美”与“沪美”，地名之起源历来有四说：(1)沪鱼说、(2)雨尾说、(3)石沪说、(4)原住民社名说，曾经争论多时，至今大体得一结论，即系早先在此居住之原住民平埔族“Ho-Be”社之译音[4]。

　　淡水之地名在明朝已散见诸文献，亦有倭寇至此地侵扰采金之传说，但均是短暂通商往来，并无土地之开垦建设，淡水真正开拓应是西班牙东来，占领鸡笼、淡水后之事，也开始有确实之历史纪录。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七月，西人入淡水港，筑城取名：圣多明哥城(San-Domingo)。更溯淡水河至台北平原，沿河开路通基隆，并发展传教事业，广事经营，作久居之计[5]。当时淡水地区为平埔族凯达格兰族(Ketagalan)栖息范围，彼聚落有四：(1)淡水社，约今水源里一带，(2)北投社，今淡水镇及台北市北投区之间，(3)鸡洲山社，今忠山里及义山里，旧名顶圭柔山及下圭柔山处，(4)大洞山社，今屯山里一带。估计部落人数约两百至五百人之间，而汉人有少数来此移民垦荒或从事采硫贸易之举，并有黑人与日人活动之记载[6]。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西人为荷人所逐，计西人占领北台不过十六年。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二年），荷人又为郑成功大军所逐，后荷人于一六六四至一六六六年再次占领鸡笼，势力及于淡水，其间双方往复征逐，直到永历二十二年才完全被郑军所逐，荷人绝迹。郑氏领台，施政、屯兵、拓垦重心以南台为主，台北地区则作为流放犯人之所。总之，此期鸡笼、淡水尚是荒芜[7]，与西荷比较，竟呈退缩之局。

　　迨及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领有台湾，设一府三县，北台湾隶属诸罗县，时号称绝域，如同化外，行人视为畏途[8]。至中末期，始有汉人耕作，聚居今关渡、北投附近，传闻康熙五十一年淡水通事赖科在干豆门（今关渡）建天妃庙[9]，而汉人寺庙之兴建，可视为此地区拓垦之指标，也突显汉人已到此地区开垦住居之事实。其间且有台湾中南部与大陆内地商船到此载五谷鹿脯货物，往来贸易之纪录[10]。但清代早期诸多方志记载，淡水一带有社无庄，是知汉人移居者究属少数，尚未成庄，遑论形成市街。

　　此后雍正、乾隆初，汉人移垦淡水河流域者渐众，再上溯三大支流之中上游进垦，而随垦耕产业之发展，形成村落街市与河港，促进运输、交通、产业、商业、贸易之发达。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在八里坌增设巡检[11]，形成八里坌地位重于淡水之上，而且早期方志记载，淡水厅下虽有八里坌仔庄与沪尾庄，但只有八里坌街，却无沪尾街[12]。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开放八里坌与福州五虎门及泉州蚶江为对渡港口[13]，是可知直到乾隆末季，淡水河口之交通要港、热闹街道，仍是在南岸之八里坌。

　　雍干时期八里坌远较淡水重要之原因，姚莹曾分析道：“（淡水厅）最要大口二：曰沪尾，曰大鸡笼，（中略）沪尾：即八里坌口，在淡厅北二百里，府志所云淡水港是也。两岸南北相对皆山，中开大港……沪尾在北岸，八里坌在南岸，港西为海口。昔时港南水深，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近时淤浅，口内近山有沙一线，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沪尾出入停泊。”[14]也就是说八里坌因水深便于停泊大船，其后因沙线与淤浅阻碍船只出入停泊，终被北岸的沪尾所取代。

　　三、淡水街道之形成

　　康雍干时期，这大约一百年间的淡水并无多大发展变化，沪尾庄的位置依然位于淡水河口附近大庄、沙仑、港仔坪一带。稍许改变的是在竿蓁林一带已出现小村落，在附近官方设有北港塘汛，其位置应在今公明街一带[15]。但随着乾隆年间对台政策的改变，北部淡水河流域日渐开发，相对于对岸之八里坌，干嘉时期移垦淡水的人数激增，水圳大量兴筑（如龙川圳、大屯圳、水木见头圳）[16]，庙宇纷纷兴建，官方在淡水设有淡水汛塘、北港塘镇守，而且再加上地理环境优于八里坌，有背风、凹岸、河运便利形成腹地较大之优越条件[17]。相反地，八里坌逐渐淤浅，所以淡水地位日趋重要，也奠定未来淡水发展的基础。

　　以历史观点来看，淡水发展在清代有两个关键年代，一是乾隆末年，一是开港的咸丰十年（一八六○年）。据民间传说，乾隆末年的一场大洪水，冲毁了八里坌沿岸，许多居民逃往对岸淡水，因此加速淡水的发展，今日淡水“重建街”（原名九崁街，今名据淡水耆宿言，是日据初期才改名，待考）街名之由来即指重建家园而言。翻查《淡水厅志》卷十四考四〈祥异考〉记乾隆六十年秋七月的确有大水泛滥[18]，这一作大水而逃难的传说大体可信，也因此淡水日渐繁荣，陆续发展出几条市街来。

　　重建街是淡水最古老的街道，据说是由创建于乾隆初年的福佑宫侧旁沿山坡发展出来。清代淡水对外交通情形是：通往台北方面靠淡水河之航运，往北方山区聚落如水碓仔、兴化店、林仔街、水木见头、北新庄等，则靠重建街，因此这是仅次于福佑宫前沿河大街的主街道之一，更是联外通路[19]。总之，乾隆年间淡水形成三个村落，主要分布在五虎岗的第三个山岗的东侧山坡及临水一侧的山脚与岗头上，一方面是东侧有一大片平地可供耕作，并且可通往树林口，是当时山区作物集散通道；另一方面是因水运的便利，因此处于与对岸八里坌为对渡最近且最适当位置，乾隆年间便成为移民上岸渡口，渐渐地以公馆口为中心发展起来。至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福佑宫重建时，从庙左侧发展出一条斜坡道即头北街（今重建街）。稍后不久，另外分支一条街向东西山坡下来的米市仔街（今清水街北段），刚好成一重复并行线型的型式。

　　道光年间，福佑宫北向聚落也日益开发，因此米市仔的南段继续往下到后街一带（今清水街中段），另一段沿崎仔顶发展至城仔口（今重建街北段），此外福佑宫前大街亦往东边发展至公馆口东边一带（今中正路中段）。土地益辟，人口日增，所以道光年间的淡水住民，据姜道章的推测：淡水在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时人口约有一二○○人，仅次于艋舺的二○○○人，和新庄的四○○○人，是淡水河流域的第三大市镇[20]。

　　咸丰初年，沿河大街因岸边淤浅，有不少民房建立，兴起船头行云集的“下街”（今中正路），并继续往东发展至暗街（今公明街），另一方面头北街亦沿坡南下形成衙后石路（今三民街）。米市仔延长至后街（约今清水街龙山寺一带）及布埔头（今清水街末段，约中山路与英专路之间）。当时公馆口一带仍属单侧的街道，临河一侧原为沙洲，慢慢淤积至可兴建屋厝，形成街道，今东兴街以前尚可见到合院式的渔村，也就是约在下街一端。而福佑宫右侧临河一带也仍是沙洲，衙后石路的金福宫附近，五方杂处，绿灯户甚多，是街区边缘，有若干渔户分布。

　　总之，淡水街市由乾隆而嘉庆而道光而咸丰年间大致成型，系以福佑宫附近公馆口一带为核心而形成。由街道的发展与街名可以作如下的推论：

　　一、嘉庆年间首度出现“沪尾街”名称，并已出现“米市仔”，证明此时期淡水为具有商业与农业交易机能的街庄。

　　二、道光年间出现“城仔口”街名，此城大约是指隘门一类，突显了淡水聚落已相当繁荣，需要有防御机能的“城仔”出现。

　　三、咸丰年间出现的“布埔头”，说明其时淡水染布业的发达，与其后出现的“新店”（福佑宫以西，衙后石路以东），也说明了淡水已具有农、工、商业的机能。因此在地区产业及街道本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作用下，淡水街区已累积了完整的与复合的功能，也就是说，淡水由村庄变为街市，显示出其聚落功能已形成，成为淡水河口的大型聚落。担负起港口机能，呈现贸易性格的市街生活特色，也是临近各街庄的商业中心，而且累积承担好了未来开港的准备。

　　四、龙山寺始建年代与兴建背景

　　复次，我们可以从淡水地区庙宇的创建来观察其发展。

　　庙宇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多重功能的角色。移民渡台，面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携带地方神明的分身、香火袋而至，或搭寮或建庙供奉，且依其职能、地缘、方言等等性质区分，成为早期移民信仰中心。透过此一心理作用，使陌生环境变成安心可亲的地方空间，发挥其影响力[21]。

　　淡水最古老的两座庙宇，据传闻是永吉里的上帝公庙及民安里的福佑宫，皆建于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清文里的土地公庙建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按此推测，在乾隆初年，淡水在民安、永吉、清文里附近可能已形成村庄[22]。其中的福佑宫属合港庙，历史悠久，不仅是淡水渔民、船户信仰中心，也是当时淡水的核心区，大街两侧聚集的船头行，也是以庙前码头为主，进行着港口贸易活动[23]。

　　咸丰年间淡水街市发展至后街一带，龙山寺也在这期间兴建。过去关于淡水龙山寺创建年代与原因，约略言之，有四说：

　　一、年代不详，如修于同治年间之《淡水厅志》记：“龙山寺：一在艋舺街，泉州安海分派，乾隆三年建。嘉庆二十年地震仅存佛座。……同治六年郊商重修。一在沪尾街。”[24]

　　二、乾隆年间建，如连横《台湾通史》载：“龙山寺，在县辖沪尾街，乾隆年间建，规模颇大。光绪十二年，巡抚刘铭传奏请赐匾，御书‘慈航普渡’四字，悬于庙中，今存。”[25]

　　三、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淡水建鄞光寺及龙山寺。如姜道章《台湾淡水之历史与贸易》，惜姜文未注明出处[26]。

　　四、咸丰年间或咸丰八年说（一八五八年），绝大多数书籍均记载此年代，惜大多未交代出处。例如日据初期所调查的《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或《社寺庙宇？关？？调查？台北厅》（现藏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手抄本，无页码），记为“咸丰初，六十年前”，乃由淡水富豪黄良安（按，应即黄龙安，其人见后文）从泉州安海分香而来，并发动三邑人士募款建祠，但未言明建成于何时。

　　在龙山寺一进门之三川殿虎边墙上便嵌有一龙山寺石碑之碑文，内容如下：

　　仝立公□□人芝兰三堡沪尾街晋、南、惠三邑众首事：黄龙安、纪朝阳、黄钦瑞、蔡垂隆、林彩贡、周云程、吴瑞清、李德升、蔡文显、雷楹观、纪盛遣、王寔观等。窃思我三邑人等住淡水以来，前在艋舺街创建龙山寺，崇奉佛祖，英灵赫濯，隆福化偕，由来久矣，兹我沪尾三邑众等，意欲就沪尾街重建庙寺，崇祀佛祖，凡捐题庙资，众均乐从，祇缺庙地壹所，别无所措。幸有业主洪光海、光城兄弟踊跃倡首，敬献庙地壹所，共成其事。此等虔诚，协力同心，实神灵显赫无既也。众等念洪江海等，有此诚心善事，此庙若建完成，应立业主献地禄位，以奖励乐善之一也。又念庙地年应纳课，恐有刻亏。众议每年此庙凡有做戏，戏棚应归业主搭棚位。每棚大戏贴出工银壹员、戏仔八角，应归献地业主收入。其前后左右每日生理买卖架仔位等项、执公秤工钱，一切归洪业主世世掌管、收税纳课。此系众公堂妥议立约炳据，不准别姓牟夺糊混，如违，众等共诛，绝无虚言，口恐无凭，仝立公约字壹帋付执存。代笔人周庭瑞。咸丰捌年参月□日仝立，公约字人三邑众首事公记。

　　此座石碑值得深入探讨：

　　一、碑文中明白记载“此庙若建成，应立业主献地禄位”，是知在咸丰八年三月前，此庙尚未建成，可知以上有关庙的始建诸说均是误记，其中当然以咸丰八年说较近事实，今庙中仍有大量咸丰八年之古匾联，如：

　　1. “咸丰八年戊午季冬吉旦、晋邑弟子吴瑞清、吴本林仝敬立”之“龙听经音滋法雨，山环佛阁蔼慈云。”

　　2. “咸丰戊午年冬月谷旦、祥江弟子蔡贞投敬立”之“龙发大屯大慈大悲称大士，山像观音观天观地亦观人。”

　　3. “咸丰戊午冬立、祥芝弟子蔡源顺敬叩”之“龙降虎伏踞普陀大士弥真大力，山峙水流环沪美慈心偏布慈云。”

　　4. “咸丰戊午年冬月谷旦立、晋水锦江弟子纪禧阳敬叩”之“龙师施法雨英灵兴国显佛力、山峙仰慈云神恩佑众见婆心。”

　　5. “咸丰戊午年秋月吉旦，武荣弟子吴长源号敬立”之“观自有音救苦寻声开觉路，佛皆称祖化身随处保后生。”

　　6. “咸丰戊午年秋月吉旦、晋水弟子蔡泉发敬立”之“南海非遥转念慈航得度，西方自在遐观法界皆春。”

　　7. “咸丰戊午年四月吉立、祥江弟子蔡垂隆、蔡百挨敬叩”之“龙马精神法雨慈云行施普，山川流峙婆心佛力煦妪深。”

　　8. “咸丰戊午年梅月（按即四月）吉旦、晋邑洛溪弟子吴得那敬立”之“龙虎曾降伏佛法无边广大，山峰恰罗列梵宫有美高华。”

　　9. “咸丰戊午年吉旦、晋邑弟子吴大泽、吴紫仝敬立”之“龙渡沧海胜迹原通普陀远，山环丈室慈云好被瀛东深。”

　　10.“其它尚有一咸丰八年‘晋水弟子黄金丰敬叩’以篆体文所刻写之‘世事难藏观世眼，来身应有如来心’，与‘咸丰八年季冬吉旦、民国己酉年（五十八年）春重修、晋南惠弟子敬立’之‘安平宝筏’匾等等。”

　　就上抄录之诸匾额、柱联与碑文对照，显见该庙颇有可能是在咸丰八年三月之后施工，至该年季冬十二月完成，从碑文、柱联、匾额之月份连缀不断，令人有一气呵成之感。

　　二、据碑文所记，艋舺龙山寺之兴建，淡水三邑人士亦曾大力襄助，也有心在淡水建庙崇祀，而且资金都已筹措妥当，只是独缺庙地一所，幸有洪光海、光城兄弟倡首敬献，才得以完成此事。只是从艋舺龙山寺之兴建于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至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淡水龙山寺之建成，事隔一百二十年，若说是一百二十年来均找不到庙地而不能兴建，实在令人怀疑。因此，可能的情形是：

　　1. 淡水与艋舺之间因淡水河水运便利，往来方便，声气相通，可随时至艋舺龙山寺参拜供祀，故无迫切性之兴建必要。

　　2. 淡水是在干嘉年间发展起来，至道光年间才真正繁荣，淡水三邑人可能有见于需在此地建庙以树立势力和地位，才动念兴建，并不是在乾隆年间已有此意愿。但此时淡水街道仅发展到后街、城仔口，咸丰年间发展到下街、暗街、衙后石路、布埔头等地，此数条街道属于单侧街道，欲求一愧空地来兴建大庙确实有所困难，今幸洪氏兄弟捐地兴建才得以解决此项困难，贡献良多。

　　三、庙宇之建成与地区之发展、族群之发展有强烈之关联性。沪尾街在道咸年间才发展成形，而龙山寺亦在此期间兴建，正反映此一事实。其次，庙宇在台湾开拓史上常成为各籍移民信仰中心与团结象征，透过所供奉之乡土神明形成各自的祭祀圈，强化族群意识，以和其它移民有所区分。而龙山寺兴建之时代背景，正是漳泉械斗炽烈，北台纷扰不安岁月，如：

　　1. 咸丰元年：淡北漳泉械斗，焚八芝兰林庄。

　　2. 咸丰二年：械斗不止，延至桃仔园、中坜、杨梅一带，官府控制无力，地方秩序大乱。

　　3. 咸丰三年：八月漳泉分类械斗，毁新庄、艋舺县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馆、八甲新庄、艋舺祖师庙，同安人败走大稻埕。

　　4. 咸丰八年：鸡笼有小刀会党人黄位之乱。

　　5. 咸丰九年：九月七日，淡水漳泉械斗炽烈，泉人以艋舺黄阿兰为首，而新庄、树林……等地泉人附之，与枋寮、土城……等地之漳人订期而战，是日枋寮街火，而港仔嘴、瓦窑、加纳仔等庄，悉付一炬。林国芳闻讯，自厦门赶回，率乡勇反攻泉人，克瓦窑。余波达及芝兰二堡，纵毁屋房，村里为墟，其祸之惨，为北部械斗之最。

　　6. 咸丰十年：一月，淡北漳泉械斗，旋因农忙，暂停息。九月，淡北械斗再起，林国芳连破泉人新庄、西盛等处，祸焰延大坪顶及桃仔园，杀伤焚掠，十余里不绝。十月淡水大地震，日三次。

　　7.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泉籍廪生李起畴、漳籍廪生潘永清等，调停淡北漳泉械斗，乃解兵灾[27]。

　　械斗如此惨烈，淡水亦遭波及，举一例，淡水望族忠寮李氏族谱《李协胜公记宗祠图说》记在北投之“燕楼宗祠”：“……起盖草庐。至道光九年翻盖瓦屋，迨至二十一年，晋、南、惠三邑与同安一县械斗，被三邑人焚毁一次。又至咸丰元年再重新修理。又至三年，晋、南、惠、安、永五县合齐，与漳、同二县纷争，被五县人等又烧毁一次。”[28]由此看出，在淡水之泉州府三邑人加上安溪，汀州人是结合在一起，对抗漳州、同安人（下郊人），突显出在地之强势族群，洪氏兄弟之甘愿捐地，正是时代趋势发展下之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借着龙山寺之建立，以巩固三邑人在淡水之团结与角头势力。日据初期之调查报告亦指明淡水一地“之龙山寺、妈祖宫、祖师庙等，悉充为泉州五县之会馆，……名虽为寺院，然充为同乡人集会场所是实。”[29]是可左证其实。

　　另外，我们从龙山寺信仰主神观音菩萨，左祀妈祖，右祀注生娘娘亦可反映三邑人之企图心与愿望，盖透过妈祖信仰，祈佑航海贸易平安；透过注生娘娘信仰，祈祷生儿育女平安，亦既希冀在此地生根茁壮。总之，透过龙山寺之兴建，反映了沪尾街市之发展；也反映了在淡水之三邑人与漳、同人一别苗头之强烈企图心。

　　四、此次建庙得以顺利完成，当然归功于洪氏兄弟之慷慨热心。因此决定事后在庙内立一长生禄位以为供奉，祝福长命百岁，也提供后人之追念。并决议日后凡在庙中做戏，搭戏棚、与演戏之收入，周遭摊贩临时搭棚位之租金，庙周遭平日生理买卖之摊位（架仔位）租金，执公秤工钱等等一切概归洪家所有，世世掌管，可谓公允，且深稔人情世故。不过从“架仔位”与此庙地“年应纳课”二语推测，似乎此地尚未形成市街，犹是田园（非荒埔）才须纳田赋，此所以洪家牺牲颇大，才要如此世世代代补贴。也即是说，此地附近应是洪家田园，龙山寺在咸丰八年兴建后，在庙前后左右空地上搭“架仔位”出租摊位（不是正式固定之埔头店面），因此嗣后才形成此处市街（即日后才出现“新厝街”），同时清水街东段（土地公祠起，即后街）也才跟着出现。

　　有关在淡水龙山寺做戏乙事，日据时期在《台湾日日新报》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亦有〈聘请官音来沪〉一则之报导，略谓上海之祥盛班（班主任袁玉臣，女优以张文艳、小桂云、陈小芬为最）于大正元年应聘来台演出，聘期届满即将归国，时淡水殷户林金生、吴润堂、许源泉、曾四安等人，知淡水街庄中尚未目睹者颇多，故因而发起，纠集同好二十余人，共聘该班来沪尾龙山寺演出，即是一例。另外在日据初期因福佑宫前空地同时兼为市场与杂耍场，官府认为管理不便，又担心引发时疫传染，提议将杂耍场，“须移至龙山寺前空地”表演，亦是一例[30]。

　　总之，在开港前，重建街、淡水街与大街三条主要街道，穿插福佑宫、龙山寺两座主要庙宇，再加上米市仔、布埔头和大街之船头行，将整个淡水聚落连结成一气。

　　五、龙山寺之终于兴建，反映了三邑人士在淡水已成了强势族群，此一族群中之头人，又以碑文中之众首事为代表，即是：黄龙安、纪朝阳、黄钦瑞、蔡垂隆、林彩贡、周云程、吴瑞清、李德升、蔡文显、雷楹观、纪盛遣、王寔观等人。我们考查庙中同时期捐献者几乎是同一批人，也可左证其事。而黄龙安更是头人中之头人，是当年咸丰年间顶下郊拼之风云人物。《台北市志稿》〈人物志〉有传，兹引录于后[31]：黄龙安，官章廷香，乳名双兰，号芷船，因生时适其家兰花盛开，故以阿兰名。籍福建晋江，为人好义慷慨，济困扶危，事母至孝。初居沪尾，营泉郊德春行，当咸丰九年，台北泉漳人士构衅械斗，发生所谓“漳泉拼”，泉人不支，乃派人赴沪尾。恳求龙安来艋指挥，初不允，后设法先求其母允准，始随众来艋布置，泉方乃转败为胜。及事平，迁艋舺，仍营旧业，后与弟廷青，侄晓潭入三角涌、大嵙崁等处山地，从事开垦，遂卜居乌涂窟（现大溪镇永福庄），后遂卒于该地。

　　六、另，前引咸丰八年古匾中有“祥芝弟子蔡源顺敬叩”者，蔡源顺为台中梧栖郊商[32]，则似乎可反映蔡源顺个人与淡水三邑人士有所往来，甚至不妨可推论台中一带郊商与淡水泉厦郊商有商贸往来。

　　七、末了，还要提出一小小疑问？《淡水厅志》原是清代林豪纂修，杨浚重纂，陈培桂删定。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始修，九年重修，十年刊行。年代距淡水龙山寺之兴建既近，不过十年，而且此数人修志皆是实事求是之态度，该志又是采访周备之作，按理而论，应知淡水龙山寺之始建年代，何以明确写出年代较远之艋舺龙山寺，反而对年代较近之淡水龙山寺未能明确写出？若谓不知，应无可能，可能之原因，与相传龙山寺庙初建不久，却遭震灾，几全倒坏，翌年众等再合力重修之传说有关[33]。按此项传说，经查《淡水厅志》〈祥异考〉，知咸丰十年冬十月地震，日凡三次。同治元年春地大震；夏五月地大震；冬十月地震[34]，确实有地震其事。而此数次地震之严重性，可以举龟山乡之寿山岩为旁证。盖寿山岩亦在此次地震中震毁墙垣，遂在有心人士劝戒下，谓长年累月之漳泉械斗致干天谴而降灾害警告人间，为今之计，除鸠资重建庙宇外，尤应停止械斗，否则灾祸必将再临，此说一出，械斗终息[35]。《社寺庙宇？关？？调查？台北厅》更明确的记载：于咸丰九年地震，全部倒坏，翌年重修，并修缮后殿。因此淡水龙山寺颇有可能或则是咸丰八年底刚建好，咸丰九年震坏，再修建，不料，十年十月震毁，又再度重建；来年（同治元年）才重建好（或尚未建好），又地震震圯，因此屡建屡震，屡倒屡建，难以下笔确定其始建年代。

　　五、递嬗沿革与庙中古文物之稽考

　　（一）清领时期

　　如前所述，淡水龙山寺初建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四月，于年底竣工挂匾。咸丰十年十月地震，或许震毁重建，加上此时期漳泉械斗惨烈，也有可能重建工作因此延后耽搁下来。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又连续发生三次地震，可能新重建之庙宇又再度倾圯，遂再重建。今庙犹存：

　　1. “同治乙丑（按四年）仲秋（按八月）谷旦、晋邑弟子王盛泰号敬献”之“龙起大屯淡江无异于南海，山名观音沪地恍然是西天。”与“龙体乎干三男皆大称大士，山象诸艮二女相观曰观音。”

　　2. “同治乙丑仲冬（按十一月）谷旦、武荣弟子许水来敬奉”之“龙虎腾骧尊佛祖现身说法，山川灵异与普陀接武流芳。”

　　三柱联，似乎说明了同治四年年底有一次之修建，不过从柱联数目之少，或许表示此次修建仍是多用原有之建材，仍然保持该庙原有之形制与格局。同治五年春天地震；六年冬十一月，地又大震[36]，不知该庙是否又受到损坏到了光绪年间，龙山寺又有修建。

　　今庙中有下列柱联：

　　1. “光绪丙子年（按二年）仲夏（按五月）重修、武荣第子仝敬奉”之“龙虎庆云从共乐斯文踵武，山川环庙貌咸沾大士光荣。”

　　2. “光绪丙子年重兴、武荣雷姓弟子仝敬献”之“龙树曾传授衍画西方法界，山花可踏行分来南海春光。”

　　3. “光绪二年瓜月（按七月）重修、军功职员翁种玉再敬奉”之“龙脉遥通着迹海滨浑南北，山穹环拱举头天外象万千。”等柱联，及“光绪丙子季冬立，惠邑江万顺号、永发舟、泉春舟、源顺舟仝奉”之一对龙柱。

　　这说明了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从夏天到年底续有重修。其中翁种玉其人与淡水清水岩深有渊源，相传清道光咸丰年间，安溪清水岩僧，恭请清水祖师神像，渡台来沪尾港化缘，寓居庄仔内士绅翁姓宅邸。后僧告归，翁氏赆以金而留其神像。未几疫疠四起、举境惶然，翁种玉同弟瑞玉乃议诸乡民，备神舆迎驾绕境四处，而疫疠遂息。乡民感念神恩，参者日众，翁种玉乃移神像于东兴街所营“济生”号商店内（今中正路一一二号），供乡民祈拜祭祀[37]。

　　龙山寺除了光绪二年重修外，或因神迹昭著，信徒酬答，光绪年间古文物颇多，值得一一细考。如有一“光绪五年岁次己卯仲春吉旦、福州侯邑信士周拱辰、光辰仝百叩”之“慈光普照”匾；暨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孟冬福州人氏所捐古香炉，再加上“光绪壬午年（按八年）孟冬谷旦立、长白弟子关万顺、善庆、联瑞仝敬酬”之“龙象力无边薄海蒙庥能使芸生获福，山川灵所聚诸天现相顿开莲界庄严。”等，反映了该寺信仰圈远及福州、东北，似乎也说明了三邑人士所组成之泉厦郊贸易远及东北之事实。

　　另有“光绪暮春己卯之月、订戏花翎特办台北通商税务福州旗营协领刘清洁、订戏花翎办理沪尾通商董余金、浙江补用知府李彬玺敬立”之“慈航广济”匾，复有一“光绪辛巳年（按七年）荷月（按六月）吉旦、督办台北通商税务镶蓝旗协领　得泉敬酬”之“南海朝宗”匾。此二匾在淡水海关史上是一颇具重要史迹之古文物，但常被参观者、导览者所忽略，其中很有一段掌故可谈。

　　按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台湾开港，许安平、淡水两港对外贸易，英、法、美、德等国相继而来，派领事、划租界、设商行、建栈房。轮船出入，云集两港，往来贸易，极为频繁，直至日本据台之前，来台各国总数计达十七国。先是，咸丰九年设通商总局于台湾兵备道署，由道办之，置有“提调官二员，委员四员、翻译官二员、稿案书二名、清书二名，以理租界商务，保护游历、领事往来、教堂传教，以及华洋互讼之事。”[38]在沪尾、鸡笼、安平、旗后各设分局，驻有委员督办。以后至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改台湾商务局为台湾商务总局，命布政使督办之。

　　另外，清廷在总税务司之下，在四港口设立洋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于淡水，翌年八月十九日于基隆，三年四月于安平及打狗亦各设税务司，以征收关税。其中淡水海关在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一八六三年十月一日）派任英人侯威尔(JohnWilliam Howell)为首任副税务司，继任者为美人施坚吉(W. S. Schenck)，并以沪尾水师守备旧署作为税关新址，这是洋人管理台湾海关的开始。这里，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华人海关监督与洋人副税务司其职掌如何？谁大谁小？谁听谁的？

　　赫德(Robert Hart)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早期里，一直认为口岸税务司应隶属于中国监督，每个口岸的海关监督才是事实负责执行该口岸运作的人。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产生很多冲突，因此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公布“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其中有所规定[39]：

　　通商各口办理收税事宜，如有不妥，均系各关监督之责成。是以凡有公事，自应归监督作主。如此则税务司所办之事，即监督手下之事。惟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之人，非监督（之）属员可比，然不得因非其所属，遇事招摇揽权，有碍公事，以致监督难专其责。

　　关于这一规定有三点须作补充说明：

　　其一、新关建立之后，虽有由清廷所派任的海关监督，但他们除了仅能继续管理原来的常关事务外，对于洋关事务只能将洋人税务司按日送来的税款收入，报表转解关库、户部，除此之外，少有他事。因此，名义上是以海关监督为主，外籍税务司次之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税务司完全掌握了洋关的行政和关税大权[40]。同治八年，赫德在海关总署传达管理规章制度时，曾明确地把监督说成是税务司的同僚，不是下属，不过监督仍是同僚中的长者，一处理国内贸易，一处理外贸和与外贸相关的国内贸易[41]。

　　其二、所谓各关监督，大半是由道台兼任，所以称为“关道监督”，福建省设立闽海关监督，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其初或由巡抚兼管、或由监督专管，本无一定。乾隆元年归福建总督管理，三年始以关务改归将军。至于各口岸，闽海与粤海关情形不同，粤则各口皆由书吏承揽监督。而闽则口岸无多，每总口向派协、佐领等一员专司稽察。名义上台湾关应由台湾兵备道担任，但因台南、台北相距颇远，难以兼领，所以沪尾关不由台湾道任监督，多由福州将军委派，如第一、二任的区天民与马枢辉都拥有道台官衔，接着的冯庆良，刘青藜只有知府、佐领官衔，或称为“通商委员”，也因此“关道每届数年，量予更换委员，由关道遴选，均不拘文武官职”，造成以后“监督”、“关员”、“委员”、“通商委员”等等头衔的混淆。

　　其三、（副）税务司并不是海关监督，他只是负责监督手下而已，他对于帮办、通事、扦子手头目（或称总巡）不得任意撤职，仅能暂停薪水，不令赴关办事，一面申报总税务司示遵，但对于扦子手，则可立刻撤职，对于华籍职员，除书办撤职须知照海关监督外，其它人员均可立刻撤职。不过革退之事，十分慎重，少见其滥权胡为[42]。

　　那么税务司手下有那些关员？淡水海关编制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

　　依据新关职务，属于征税部门，可分为洋人、华人两系统，洋人系统又可分为内班、外班、海班。内班设有：税务司、副税务司、超等帮办、头等帮办、二等帮办、三等帮办、四等帮办（以上又分前、后班）、供事、杂项、医员。外班有：超等总巡、头等总巡、二等总巡、三等总巡、头等验货、二等验货、三等验货、头等钤字手（分头、二、三等）、巡役、杂项。海班：管驾官、管驾副、二副、三副、管轮正、副、二副、炮手首领、巡艇弁。华属内班有：超等供事、供事（分一、二、三、四等，试用与另用）、文案、书办、杂项。华属外班有：验货、秤货等、水手、巡役、跟班、听差、轿夫、更夫、门役等，匠役、杂差等。华属海班有：水手、火夫、舱役[43]。

　　当然，沪尾关初设，人员不必如许之多，侯威尔任职副总税务司期间，手下洋员不过四人，总巡一人和扦子手一人驻沪尾，另扦子手二人驻鸡笼。到一八七五年，税务司手下共有洋员九人[44]。而华属关员，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左右陈培桂《淡水厅志》则有详确记载[45]：

　　沪尾海关正口，同治元年设。鸡笼外口，二年开禁。关渡卡，二年设。两口每年征税约银六万两，无定额。支给薪水工食；税务司，每月银一千五百两；关道一员，每月银三十六两（另通商银七十二两，由台湾府库厘金款项提拨）；沪尾随员一员，每月银二十两；鸡笼委员一员，每月银二十两；关渡委员一员，每月银十四两；书吏二名，每月银十六两；帮书十名，每名月银或十两或八两；役哨三十余名，每名月银或四两或三两。应存誊银按季解缴闽海关。

　　嗣后，随贸易之兴盛与关务之繁忙，人事有所变动，此处不拟细述。根据此二匾并参考《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台湾海防档》，知：此时期厦门口委员为协领成存，厦门关税务司为劳偲(W. B. Russell)，沪尾关监督光绪五年为福州旗营协领刘清洁，光绪七年为镶蓝旗之协领得泉，淡水关税务司为贺壁理(WilliamHancock)[46]，而且此时正为“琛航”、“永保”二轮船除轮流从福州五虎口渡往基隆、沪尾，渡送来往官兵及省台文报外，是否可以顺便搭载民商客货之事起争执。

　　当时福建巡抚岑毓英、福州将军穆图善想要开源筹款，添补支出，“拟遇有民人渡台暨商民贩运货物，均准随时搭船，仿照招商局章程，酌减水脚……。所有应纳关税，仍由闽海关委员经收，其应纳厘金，另由厘金总局委员收解……。毋容经新关洋人之手。”而站在洋海关立场则认为“以官轮而既准搭客、且准运货，固俨然与商船无异。若仅照官船，未免藉公而带私货。托官而为商旅，既有碍于税饷，亦不便于商情。”建议朝廷“不若另定章程，或不准其搭装货客；或者准其搭运货客……。悉照洋商则例，归新关一律处理，以归划一。”

　　最后朝廷决议“如专送官兵文报，毋庸由新关查验。倘须搭装客货，应于进出口时，饬赴新关完纳税钞，听候稽查。”[47]由于是官办轮船，价钱便宜，一时颇杀外船之利[48]。

　　另外尚需对“协领”职衔做一说明：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东北，创制满洲八旗，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以色为辨，是为清朝兵制之始。等到满清入主中原，专任京城守卫，兼驻形胜要地，于是旗兵遂有京营及驻防之别。其驻防之地方分三等：最要者多为各省省会所在，设将军一人，下有都统或副都统、协领等。次要者多是各省重镇，俱设都统或副都统以领之。再次要者多为各省要害之地，主官多为城守卫或防守尉，或不设，只设协领、佐领者[49]。

　　因此可知沪尾开港后，成为各国往来贸易要港，所以福州将军前后派了刘清洁与镶蓝旗的协领得泉前来督办商务。后来至光绪九年三月，沪尾口关员是佐领兜钦、委员李彤恩，层级再降。另外旗后关员为佐领恩涟、委员华廷锡。安平一口是补用同知彭志伟，会同程吉阶稽查；基隆一口是副将衔参将洪永安，会同基隆通判徐廷灏稽查。其编制有：验轮委员一员、清书一名、巡丁、水手、扦手等若干名[50]。

　　总之，透过这一匾额，一方面可以探知沪尾旧海关之编制，与当时主官是谁。再则又隐隐中透露出新旧海关之对峙与争权夺利之一面。至于“订戏花翎”头衔，由于资料有限，个人推测或与内务府派出采办皇室庆典者（或升平署派出）所欲欣赏戏班唱戏之戏服有关，此点尚祈高明教之解之。

　　到了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沪尾因濒淡水河口，当河海要冲，为北台最重要商港，同时亦系进攻台北府治之快捷方式，且淡北毗临基隆，可威胁后方，迫使清军后撤。所以八月十三日法军抵达沪尾港口部署，嗣后展开一连串攻击。时刘铭传经审慎考虑，决定舍基隆守沪尾，遂转进主力精锐驰援，立派章高元及苏得胜等人率兵驰援沪尾，另外还有临时招募之土勇等。几番交战，法军败退，清军获胜，守住沪尾。居民相传，双方激战之际，神佛庇佑，清水祖师、观音菩萨、妈祖和油车口王爷，皆曾显灵助阵，拒退法军。事后光绪帝御笔敕颁“慈航普渡”匾额，今犹悬于寺中，再添佳话。连横纪其事：“光绪十二年，巡抚刘铭传，奏请赐匾，御书“慈航普渡”四字，悬于庙中，今存。”[51]是为明证。

　　此役章高元因率淮勇二营数百人在沪尾助剿有功，论功更勇号年昌阿巴图鲁。所以事后，翌年（十一年）四月前往龙山寺参拜酬神，并留下一碑，内文为“钦命提督军门福建台澎挂印总镇世袭云骑尉年昌巴图鲁、随枼军功加二级纪录二次章，敬献石庭，四丈有方。光绪乙酉年四月立。”四丈有方约为今十三公尺见方，据此碑可知该年龙山寺又有兴工，铺设中庭之石板面，为章高元所敬献。

　　于此碑中章高元职衔顺带作一解说，以明究竟。按清例，巴图鲁为满语、蒙语之勇士或勇敢之意，是清代赐给有功武职官员之勇号。赐号之制分为两类，一类仅称巴图鲁，另一类于巴图鲁之上冠以满文或汉字美称。冠满文者，如称达桑巴图鲁、爱星阿巴图鲁等等，一般只赐给满蒙族武官。称汉字者，如奋勇巴图鲁、刚勇巴图鲁、劲勇巴图鲁、诚勇巴图鲁之类，一般给予汉人武官[52]。“世袭云骑尉”为世爵制度，规定世爵等次，目的是为酬劳功臣，奖励阵亡官弁，推恩外戚，以及加赏其它有特殊意义之人员，如封赐前朝功臣子孙等。其间几经变化，至乾隆间确立九级二十七等世爵制，其中云骑尉为正五品，是最基础等第，以后凡有军功或其它劳绩，或原袭父祖世爵，本人因功得爵，都可合并加等进爵。其承袭又有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世代承袭，属于特典；一般是每代递减，最后赏给恩骑尉，袭次完毕，世袭取消[53]。

　　除了世袭制度外，对官员的通常奖赏叫做“议叙”，分成“纪录”和“加级”两种，各有三等。最低的是“纪录一次”，累积三次，便算“加一级”，再上为“加一级纪录一次”，到“加一级纪录三次”晋升为“加二级”，依此类推累进，直到“加三级”为止，共有十二等。而官员得到议叙，遇有升迁可随带以示荣誉，对于考核也是具有评定优劣等次的依据。官员因过受降级、罚俸处分时，可以本人所得之“加级、纪录”抵销。如纪录一次抵销罚俸六个月；军功纪录一次，抵销罚俸一年，纪录四次，可抵销降一级等等类推。但若是大过，必须实降实罚时，则不准抵销[54]。

　　另，总兵职责有巡阅营伍、管理兵屯、造册奏报、审判民刑事、训练兵丁、校拔监督保题营伍诸权。清初在全国设有总兵六十九人，其中十三名为水师总兵，其中台湾水师总兵是外海总兵中最要缺，兼辖陆海军务。原是特旨拣选，后由闽浙总督决定人选，奏请皇帝派任。明以公侯伯都挂印，充当各处总兵官，称为挂印将军，后渐以流官充任。清因明制，也设有挂印总兵，初台湾总兵并非挂印之缺，后加重权责使其挂印，可以行使审判刑事，径奏权或便宜行事，也因此位高权重，以后与台湾地方最高文官之台厦兵备道职掌颇多重复，产生许多争端[55]。总之，在光绪十二年奉旨以澎湖副将与海坛总兵对调前，台湾总兵是兼管台澎二地，设省后辖区缩小，挂印也撤除，因此章高元是“末代”台澎挂印总镇，此碑之珍贵可知。

　　（二）日据时期

　　清末日据初期，淡水龙山寺颇为本地人所崇信，常有绅士豪商每月一、二次聚集庙中闲谈阔论[56]。而且在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调查所得，该寺占地有二百一十六坪，寺庙建物是四十八坪[57]，显示与今日庙貌大小略等，但周遭所有地坪明显短少。日据后，淡水龙山寺是否有修筑，已不可详，据闻昭和年代，许丙先生曾出资整修。许丙（一八九一年～一九六三年）字芷英，是淡水街竿蓁林庄人，父许松麟，八岁丧父，十二岁才入沪尾公学校读书，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年）台北国语学校毕业，曾在板桥林家管过帐，也曾赴日本明治大学短期游学。大正五年（一九三○年）为台湾总督府评议员，历任淡水信用组合理事、组合长、华南银行监查、协成土地建物株式会社等企业主持、或董监事，及台北市协议会员、台北州协议会员、台北州税调查委员。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一度和林熊征、简朗山、辜振甫等人主张，与日本在台少壮军人宣布台湾独立，失败后被国民政府判刑一年十个月。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服刑届满出狱，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被吴国桢聘为省府顾问，不久去职。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策划支持林顶立为台湾省临时省议会副议长[58]。许丙曾出力劝募兴建清水岩，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捐款三千日元助建淡水街公会堂，则出资整建龙山寺之事或有可能，惜未能在庙内找到相关文物以资左证。

　　日据大正时期该庙情况，兹据《社寺庙宇？关？？调查？台北厅》整理摘要如下：时该庙董事为吴辅卿、吴学振（晋江人）、雷俊成、许南山、洪成敷（南安人）、郭金瓜、郭水源（惠安人）。庙产有位于公馆口街店屋一间（属于晋江人所有），年租金九十日元；东兴街家屋一间（属惠安人所有），年租金四十八日元，与南安人所捐献一笔基金，利用这几笔利息，充为祭祀费与家屋税用。祭祀圈为三邑人士，约百户有千人，祭典于每年旧历二月十九日（晋江人）、六月十九日（南安人）、九月十九日（惠安人）轮流执行，七月二十七日行盂兰会临时祭典，普渡饿鬼。不过，调查中也指出此时信仰大非昔比，有冷落现象。

　　另正殿两旁之十八罗汉，据说是日据时代李奎壁先生自福州请来，也难以进一步确证。不过此时期倒流传着一神话，略谓在淡水球埔（高尔夫球场）建造球道之时，曾招募三芝人前往做工。当时并无工寮，来自三芝庄的工人便就近在淡水龙山寺打地铺。据说有一天晚上，众人都已沉入梦乡，寺内一片寂静，突然，家住八连溪的杨阿炉不知何故，在睡梦中直呼：“Mai-la（不要啦）！Mai-la！……”然后抱起铺盖，起身就走。杨阿炉起身离开铺位，一块“铁鸳鸯”立即从顶棚上掉落下来，砸在他原先睡觉的位置上，击出一声巨响，这才把杨阿炉和众人从睡梦中惊醒。事后，大家问他为何能够及时起身逃过灾难。杨阿炉回答说，梦中有一赤足白衣人不停地推摇着他，因不胜其烦只好起身。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观音菩萨显灵救了杨阿炉一命[59]。

　　（三）光复以来

　　光复以来，又有几许沧桑。今庙中有一“李钧池拜撰、洪开源敬书，民国己丑年（按三十八年）桐月（按三月）武荣众等敬献”之“龙耸奔腾现菩萨庄严色相，山罗守卫壮金刚英气灵威。”柱联，可推知民国三十八年三月曾一度缮修。

　　另有一“民国己酉年（按五十八年）春重修”之旧匾“安平宝筏”，则不知该年代是否有重修或作醮留下之纪录？其后因为腐朽不堪，民国六十六年住持慧心法师（系民国五十八年起负责寺务）本欲整个拆除，另盖三层宫殿式高楼，一楼作商场，余作佛堂、义诊医院、图书室之用。幸悬崖勒马，转念保存修护。在民国七十一年农历二月十九日佛祖诞辰举行过礼斗法会后，毅然决定筹款修建，聘请彩绘名师洪宝真之嫡传弟子，亦是淡水名人庄武男先生负责修护工程。庄先生再约请板桥埔墘之黄龟里先生负责木雕，三重之杨瑞西先生负责剪黏，己身负责彩绘与佛像脱胎。至七十二年初大体完工，增建中庭拜殿，虽稍复旧观，但不免因新修显得亮丽艳俗，幸古文物太半保存，犹具价值。八十八年因正殿屋脊桁木白蚁侵蚀腐朽，予以抽换更新。兹再将历次修建纪录，简易制表如下：

　　淡水龙山寺修建纪录表

　　卓克华制表

　　次序年　　代修建原因倡修人物备　　注

　　1.咸丰八年

　　（一八五八）借着龙山寺之建立，以巩固三邑人在淡水之团结与角头势力黄龙安等三邑众人创建今庙中尚存黄龙安等敬立之龙柱

　　2.咸丰末年地震毁坏黄龙安等三邑众人咸丰末期，淡水一带地震多，初建不久即被震毁，遂屡建屡毁，导致修志者无法确认其始建年代

　　3.同治四年

　　（一八六五）同治元年三次地震造成龙山寺之毁坏王盛泰号、许水来此次重建大体沿用旧材，形制未变

　　4.光绪二年

　　（一八七六）不详翁种玉、江万顺号、永发舟、泉春舟、源顺舟等始见福州人与东北人、旗人捐献之柱联、匾额与香炉

　　5.光绪十年

　　（一八八四）答谢神庇章高元敬献石亭铺面，长宽约十三公尺见方。光绪帝赐匾“慈航普渡”

　　6.日据时期不详许丙未能在庙中找到相关文物以资左证

　　7.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不详李钧池

　　洪开源抽换龙边次间门柱

　　8.民国七十一年（一九八二）白蚁侵蚀

　　漏雨渗柱慧心法师添建拜庭，面貌一新。幸旧物犹存，尚符古制9民国八十八年(一九九九)正殿屋脊桁木为白蚁侵蚀管理委员会予以抽换更新，庄武男主持六、小结

　　综合上述，关于淡水龙山寺之历史沿革与历次修建，概括说来可以反映如下的社会变迁：

　　一、龙山寺创建于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三月之后，约于年底竣工。乃是以淡水泉州之三邑人为主出资兴建，而该地之汀州府人与安溪人亦曾捐助，贡献最大者为洪光海、光城两兄弟，因他们倡首献地才得以完成，突显出淡水地区晋、南、惠、安、永五县合作之强势族群的集结。此庙日后也成为五县人士常聚会之所在，具有实质会馆之意义。

　　二、咸丰末期，淡水一带地震多，可能初建不久即被震毁，遂屡建屡毁，再加上此时期漳泉械斗激烈，建庙工程有可能耽误延搁下来，导致《淡水厅志》修志者无法确任其始建年代。

　　三、同治元年之三次地震，可能造成龙山寺之损毁，遂又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年底重建。此次重建大体用旧建材，形制未变。同理，透过其初期反复兴建沿革，反映此时期的天灾、地变、与人祸。

　　四、光绪二年（一八七五年）从仲夏到年底续有重修，或因淡水开港以来，贸易繁盛，往来之各国、各地人士颇多，出现福州人与东北人、旗人捐献之柱联、匾额与香炉。而光绪八年或有一次之修缮。

　　五、光绪十年中法之战，传闻观音菩萨显灵助阵，事后光绪帝御书“慈航普渡”赐匾。而台澎镇挂印总兵章高元于翌年答谢神庇，敬献石庭铺面，长宽约十三公尺见方。见证了中法战争的一段史实。

　　六、清末日据初期，香火颇盛，为当地人所崇信，且常有绅士豪商聚会庙中联谊闲谈。嗣后少见修缮之举，传闻许丙先生曾出资整修。至日据中期，香火冷落，而香火的冷落，一方面呈现三邑人势力不再，再则也反映淡水风光不再，已无清末繁盛贸易。

　　七、光复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三月曾有修葺。民国七十一年动工翻修到七十二年初完工，添建拜庭，面貌一新，幸旧物犹存，尚符古制。近来则是在民国八十八年抽换正殿屋脊桁木，而该寺也从昔年三邑人士的同籍公庙，转变成全淡供奉的合港庙。惟一不变的是其周遭摊贩市场，历经百年，至今仍是淡水最重要的市集。

　　[1] 参见(1)杨荔《闽南掌故》（华艺出版社，1991年），〈千年古剎龙山寺〉，页74-76。(2)陈晓亮《寻根揽胜话泉州》（华夷出版社，1991年12月，一版），〈隋代名剎龙山寺〉，页108-109。

　　[2] 以上参见：(1)李干朗《凤山龙山寺调查研究与修复计划》（高雄县政府，民国75年4月），〈凤山龙山寺寺史〉，页11-19。(2)李干朗《艋舺龙山寺调查研究》（台北市政府，民国81年11月）〈艋舺龙山寺之寺史〉，页13-64。(3)汉宝德《鹿港龙山寺之研究》（鹿港文物维护促进会，民国74年3月），〈鹿港龙山寺的简史〉，页11-21。按，本小节目的仅是作背景简略之介绍，兹不一一分注出处。

　　[3] 李干朗《凤山龙山寺》（略称），页15。

　　[4] 详见张建隆〈沪尾地名考辩〉，《寻找老淡水》（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民国85年7月）页49-67。

　　[5] 盛清沂〈乙未以上台北史事丛考〉，《台北县文献丛辑》（台北县文献委员会，民国42年9月），页43。

　　[6] 陈国栋〈西班牙及荷兰时代的淡水（上）〉，《台湾人文》第三期（民国67年4月），页35-36。另关于淡水地区凯达格兰族诸社之分布可参考：(1)温振华《台北市发展史》第一册，（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民国70年10月），第五章〈开辟〉第一节《平埔族的分布与社会生活》，页906-910。(2)翁佳音《大台北古地图考释》（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第四章〈淡水河口〉，页69-92。其中，近年翁着提出新说，如谓大屯社在大屯山南侧，不是一般习说的大屯山北侧（屯山里）；小鸡笼社（鸡洲山社）是在三芝乡，不是今淡小镇等，值得吾人注意和参考。

　　[7] 连横《台湾通史》（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65年5月），卷十六〈城池考〉，页363。

　　[8] 郁永河《裨海纪游》（台银文丛第四十四种），页16。

　　[9] 周锺瑄《诸罗县志》（台银文丛第一百四十一种），卷十二杂记志〈寺庙〉，页281。

　　[10] 周锺瑄前引书，页14。

　　[11] 陈培桂《淡水厅志》（台银文丛第一百七十二种），卷八表一职官表〈官制〉，页203。

　　[12]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台银文丛第一百二十一种），卷二规制〈坊里〉，页78；〈街市〉，页89。

　　[13] 周凯《厦门志》（台银文丛第九十五种），卷六台运略〈额数〉，页186。

　　[14] 陈培桂前引书，卷十五附录一文征〈节录台湾十七口设防状〉，页404-405。

　　[15] 张建隆〈寻找老淡水──北港塘〉，《寻找老淡水》（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民国85年7月出版），页73-74。

　　[16] 详见陈培桂前引书，卷三志二建置志〈水利〉，页77。

　　[17] 详见姜道章〈台湾淡水之历史与贸易〉，《台湾经济史十集》（台湾银行，民国55年9月），页163。

　　[18] 陈培桂前引书，卷十四考四〈祥异考〉，页348。

　　[19] 详见(1)张建隆前引书，〈从寺庙分布看沪尾街聚落之形成〉，页6-25。(2)黄瑞茂〈光复前淡水街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月刊》第四十五期（台北，历史月刊杂志社，民国80年10月出版），页76-82。(3)张炳仁《淡水镇淡水街都市景观之研究》（中原大学建筑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74年6月），第二章第三节，页34-43。

　　[20] 姜道章前引文，页163。

　　[21] 吴峻毅〈以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沪尾港发展过程与庙宇分布位置所包含之社会背后意义〉，《我的故乡论文选集》，〈台湾史迹源流研究所会编印，民国82年10月出版〉，页352。

　　[22] 姜道章前引文，页161。

　　[23] 如该庙崁于壁上立于嘉庆元年之《望高楼碑志》，叙述泉厦郊商船出入沪尾港情事，与悬于大门上匾额，署名“船户金长裕，金永利，金荣兴，金裕兴，金裕泰，合顺发，新达发仝修”，皆是明证。

　　[24] 陈培桂前引书，页345。

　　[25] 连横前引书，页460。

　　[26] 姜道章前引文，页163。

　　[27] 详见《台湾省通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57年6月出版），卷下〈大事记〉，页87-89。

　　[28] 转引自〈沪尾龙山寺〉，《沪尾街》第五期（沪尾文史工作室通讯，1992年3月出版），页26。

　　[29] 详见《台湾总督府档案》中译本第四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83年7月出版），页850。

　　[30] 同注29前引书，页872。

　　[31] 王诗琅《台北市志稿》（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民国51年6月出版），卷九〈人物志〉，第四章第二节《黄龙安》条，页77。

　　[32] 此点承评论人中央大学历史所戴宝村教授提示，谨致谢意！

　　[33] 张建隆前引书，〈淡水寺庙沿革〉，页35-36。

　　[34] 陈培桂前引书，页350。

　　[35] 详见卓克华〈三级古迹寿山岩的史迹研究〉，《台北文献》直字第一百期（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民国81年6月），页29-43。

　　[36] 陈培桂前引书，页350。

　　[37] 张建隆前引书，页37。

　　[38] 连横前引书，页489。

　　[39] 席裕福编纂《皇朝政典类纂》（成文出版社，民国58年），卷一○二，〈征榷〉二十，页3233-3238。

　　[40] 见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4月），页190。

　　[41] 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着，陈绒才、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Customs)（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一版），第十章〈税务司和中国监督的关系〉，页355-360。

　　[42] 叶振辉《清季台湾开埠之研究》（标准书局，民国七十四年五月初版），页164。

　　[43] 详见陈震飞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6月），第一卷，页706-708。

　　[44] 参见叶振辉前引文，魏尔特前引书，页367。

　　[45] 陈培桂前引书，页109-110。

　　[46] 刘铭传《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台银文丛第二百七十六种），页32。

　　[47] 《台湾海防档》（台银文丛第一百一十种），光绪七年～八年诸文件，页68-80。

　　[48] 连横前引书，卷十九〈邮传志〉，页415。

　　[49] 沈云龙〈清代之八旗〉，《近代史事与人物》（台北，大西洋图书公司，民国59年4月初版）页19-20。

　　[50] 《台湾海防档》，页83-85。

　　[51] 连横前引书，卷二十二〈宗教志〉，页4。

　　[52] 见《中国历史大辞典—清代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0月一版），《巴图鲁》条，页92。

　　[53] 见郭松义等《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5月一版），第四章第二节〈世爵制度和封赠制度〉，页279-280。

　　[54] 见(1)《清朝典制》，页293-294。(2)李鹏年等《清代六部成语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一版），《吏部成语》，《议叙》，《加级》，《纪录》等条，页13-14。

　　[55] 参见(1)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中研院近史所，民国76年5月初版），页167-186。(2)许雪姬《北京的辫子》（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3月一版），页41-52。

　　[56] 同注29前引书，页913。

　　[57] 温国良编译《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之一，（台湾省文献会，民国88年6月出版），页465。

　　[58] 许丙生平可参考许伯埏《许丙？许伯埏回想录》（中研院近史所，民国85年9月），内文，或〈许丙先生年表〉，页183-185。

　　[59] 张建隆前引书，〈信仰传奇〉，页201。
 

（来源：台湾文献丛刊）

编辑：齐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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