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云海日楼诗钞·丘仓海传》(1913)

江瑔
 

　　清政不纲，仁人志士揭橥民主之义，播厥声于寰宇。辛亥倡义，若疾风涤尘垢，不半载而奠共和之局。数千年之帝制，于焉以熄。故言共和之纪元，必推端辛亥焉。然窃谓共和之制，辛亥之前已有行之者，不徒见诸空言，且征诸实行。建总统，开议会，定国旗，更官制，远挹唐虞之遗风，近掇欧美之良制，共和之规模遂麤定。其时，固在辛亥以前十余年也。不过，兵威不足，国力未充，外无援兵，民无固志，朝廷已弃珠崖，邻省亦视同秦越。登高而啸应者无人，遂不旋踵而雾解烟消，等于昙花一现。大好山河，拱手而授于异族。其中之志士仁人，血欲化碧，志已成灰，归去无家，惟效杞人之大去其国。如台湾之丘仓海者，其事足悯、其志又可哀，虽其地限于一隅，其事不逾数月，然实为辛亥倡义之先声，而海外孤臣血泪之所聚也。又讵可听其霾湮汨没而无传乎？作丘仓海传。

　　仓海姓丘氏，台湾产也。中国旧制，尊亲有讳，往往因一字之讳，举国不得用其字。甚至祖父相传百代不变之姓氏而亦易之。如汉之奭氏避元帝讳，易为盛氏；庄氏避明帝讳，易为严氏。自古既然。丘氏为避孔子讳，清雍正禁民间不能用。故台湾之丘氏，自郑氏灭后，即与中原同，尽加邑旁而为邱。其实固与明以前之丘氏为同族也。丘氏者，台湾之望族也。其民族虽非繁赜，然咸能自树立，不与寻常庸夫相俦伍，故能为台民所瞻仰。入台而访其邦之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者，必举丘氏以对。仓海之祖父，均以诗书起其家。至仓海而益显。

　　仓海讳逢甲，字仙根。躯干魁梧，高十尺以外。广额丰耳，两目奕奕生奇光。言论风生，往往一语惊四座，声震屋宇。幼负大志，于书无所不读，老师宿儒咸逊其渊博。所为词章，凌厉雄迈，不愧古之作者。尤善诗，恒寝馈于李、杜、苏、黄诸家，去其皮而得其骨。弱冠弄柔翰，即崭然露头角。父兄见其诗，那击节叹赏曰：此异才也。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朗然若视指纹。自此，名动公卿间，王公大臣争欲罗致之入幕府。仓海则岸然掉头去不顾也。未几，举于乡，旋捷进士，殿试点主事。是时，闻见弥广，阅历愈深。既有地位，亟思展其夙所抱负，以为国家用。而台湾之祸作矣。

　　台湾在大海中，位于福建之南端，地形如弯弓，北高南下，周寰几三千余里，东绕高山、西薄巨海，岛中一望平原者六百余里。远峰耸翠，嘉树青葱，茂林修竹，相望于道。北至淡水洋、鸡笼城，与福建相近。东面则琉球也。岛之外，复有沙堤起伏相生，环抱若龙。此外，则鹿耳门者，岛之门户也；澎湖屿者，岛之屏障也。澎湖在岛之西北，共三十六屿。惟西屿最高，余皆平坦。自厦门至澎湖，水色青黛，深不可测，舟行甚险。由澎湖东南行，一日可抵鹿耳门，诚天然良好之军港也。其地土广人稀，土蕃复巢穴于中央，罕与人民交接。元、明以前，除渔舟外，鲜通于中国。明末，为红夷所据。郑成功逐红夷而有其地，复移民以殖之，荆榛顿辟。郑氏据地形之险要，与清相持且三十余年，以稍延明室一线之正朔。子孙不竞，宏业莫纂。康熙甲子，遂灭于清；而明之正朔绝。清已得其地，辟为郡县，称台湾府，隶于福建。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始建行省，分为台南、台北、台中三府，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而闽浙总督实兼领之。

　　初为台湾巡抚者为刘铭传，继之者为邵友濂。兵事将起，友濂求枢府内调，清廷乃令台湾藩司唐景崧署巡抚，以廖德胜为提督。景崧令总兵刘永福移军守台南，而自守台北。方欲有所设施，日筹防御之策，而其时中东之战，我军大溃，朝廷已割台湾全省之地拱手而赠于日本矣。先是，同治末年，有琉球船遇飓风漂抵台湾，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是时，适日本遣副岛种臣、柳原前光等来中国订通商之约。约已成，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不服王化，犹贵国之虾夷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日本夙未有敢欺中国之心，此言一出，遂知中国不足畏矣。

　　同治十三年，日本以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致书于闽浙总督李鹤年。鹤年覆书拒之，不听。日军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与生番为世仇，导日军击生番，败之，进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殊犷悍，不畏死，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军不敢进，屯田于龟山，为久驻计。鹤年闻于朝，举朝大震。急诏海疆戒严，令沈葆桢督福建水师赴台，严守备。别遣潘霨、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久不决，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时，日兵不服水土，受暑瘴，多死亡，闻大兵至，遂议和，要偿兵费三百万元。葆桢力争之。清廷惧起衅，乃卒偿金五十万。日军遂奏凯归国。自是益轻中国矣。逮因朝鲜事而起中东之战争，日军更默出师，攻取台湾之文良港，袭据澎湖，海道中梗，台湾已成孤悬之势。及我军之败绩，兵舰尽没，大连、旅顺相继沦陷，九边烽火，夜达甘泉。举国惊惶，涕泣无措。清廷乃命李鸿章向日本议和，将奉天南部从鸭绿江抵辽河口凤凰城、海城、营口诸要镇以及台湾、澎湖暨所属诸岛屿尽割让与日本。是役战争仅在中国北部，而割地乃及于南部台湾，殊出于意料之外。此约一成，无可挽回。台湾数千里之地，遂历万劫而不复矣。

　　台湾者，仓海父母之乡也。休戚与共，较他人为尤甚。朝廷于土地之割弃，虽不足介意，所难堪者，台湾之遗民耳。方兵事之初起也，仓海已窃窃忧之。太息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于是，日集乡民而训练之，以备战守。复以大义相鼓励，涕泣而语之曰：“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仓海斯语，一字一泪，言未已，已哽咽不能成声。听者咸痛哭，愿惟命是听。时，两军初战，割台之议未起，仓海已虑及之，可谓有先见之明矣。及景崧与永福交恶，分兵而守，仓海又引以为忧。

　　景崧者，古所谓处士虚声者也。初为吏部主事，有知兵之名。越南战事将起，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永福。永福为广西思州人，端悫敢战。咸丰间，广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皆黑旗军，所向无敌，屡殪法兵，黑旗之名震越南。越南授为三宣提督，加一等男爵；洵当时一健将，亚于冯子材者也。景崧已招永福，中法和议成，张之洞荐永福于朝，授钦州总兵，旋移驻台湾。景崧亦以功授台湾道，旋擢藩司。兵事将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友濂为巡抚。然景崧既与永福共事于越南，意见不同，怨仇日深，既为台抚，遂自守台北，移永福军于台南。

　　会海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御敌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动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乃急诣二人许，为之调停意见，思所以阻永福之军，使勿行。焦唇敝舌，继之以泣，景崧终坚持不为动。二军遂分。仓海出而叹曰：“其殆天乎！”厥后，景崧坐误事机，台北失守；永福孤守台南，相持数月，卒无以救台湾之亡，一如仓海之言，不爽铢黍。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义，俯就仓海之请，则台湾未必终亡，即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决也。仓海之智，可谓烛照而数计矣。

　　割地之议既起，举国大哗，群詈鸿章为卖国。忧国之士数千人，上书力争之，词颇激昂。中外诸臣奏章凡百十上，台湾臣民争尤力。清廷意颇动，欲改约而约不可改。时，俄、德、法出而抗日。日颇惧，许还辽东，台湾终不肯还。夜半换约于烟台。适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伏阙上书，涕泣而争。清廷不顾，特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又命李经方为交割台湾使，举数千里之土地、数千万之人民，草草交割于日舰中。仓海哭曰：“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乃首倡台湾自主之说，呼号于国中。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愤激，痛詈清廷之负台民而力赞仓海之议，乃群推仓海为起草。仓海遂草草定临时之宪法，建议台湾为民主国。选总统、副总统各一人，开议院为立法机关，定官制分内部、外部、军部等之名称。制蓝地黄虎国旗，以为国徽。群皆赞成。次乃议总统为何人？众意属景崧。仓海知景崧之不足以有为也，迟疑而未决。然景崧负时望，为台民所归，且景崧外亦无他人足以当斯位者。永福虽善战，然居末秩，未为民所重。不获已，卒从众议。某日，乃集绅民数千人，鼓吹前导，诣抚署，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于清廷言“遥奉正朔、永作屏藩”云云。清廷已弃台如遗，无所顾惜。此电不足以动其怜，适为所嗤笑耳。且既曰屏藩，即不能谓之自主。此实景崧一人之私电，台民所未知也。副总统群以属仓海。仓海不获辞，乃为副总统，兼大将军；大权仍景崧操之。于是乎，台湾遂为自主国矣。

　　台湾自主，设官分职，部署略定。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有留者，亦有去者。是时，日本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兵舰将大集。台中兵力薄弱，饷又不继，乃乞兵，乞饷于沿海各省督抚，无有应者。又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军士多外省人，非土著；于台湾之得失，漠然无所关心。日以嬉戏为事。自什长李文奎杀方副将于抚署，景崧不能正文奎之罪，反令充营官以安之，军士遂欺景崧之无力，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仓海深以为忧。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纪，雷厉风行，杀一以儆百。景崧均不从。仓海不获已，训练乡国义兵以备变。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以助之。孳孳矻矻，昕夕不敢懈。然一念及国步之艰难，未尝不终夕彷徨、泣涕如雨也。

　　未几，日舰大集，先发兵攻基隆。景崧命吴国华守三貂岭。复命营官包干臣驰往助之。干臣为人畏敌而喜功，仓海知之稔，阻景崧不可用。景崧不听，卒以偾事。方吴国华之守三貂岭也，防守颇严。偶与日军侦探队遇于途，奋勇击之，毙日兵官某，日军大溃。干臣适驰至，不发一矢，遽夺日兵官首级归，冒为己功，以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追逐日军，忽闻斡臣夺己功，愤怒不可遏。遽舍日军，回兵追干臣。日军瞰之，亟返旆，遂夺三貂岭矣。是时，基隆危急，分统李文忠等会师援之。日军已密布。文忠等屡战皆败北。景崧复命黄义德屯八堵为后援，义德性怯而多诈，方之干臣为尤甚。仓海复请于景崧，更遣他人代之，景崧亦弗许。义德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遂舍八堵驰归，诡言“狮球岭已为日据，八堵迫近敌营，不能驻兵。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亟驰归以防内乱。”仓海知其诈，面斥之。景崧默然，莫敢诘。其实，狮球岭尚未失。自义德驰归，其地空无一兵。翌晨，日军遂拱手而得之矣。是夕，义德所部为索饷大哗。仓海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惩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仓海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

　　次日，城中闻日军将至，互相惊扰，老幼纷纷逃窜，军兵蠢蠢有变志，景崧束手无一策。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尸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焰烛天。景崧大駴，舍奔逃外无他术。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妾易男服随之；杂难民中，窜出城，疾附英轮至厦门，置台湾事于不顾矣。仓海闻之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时，游兵淫掠无厌，全城无主。居民迁避一空。仓海急举义兵，剿游兵于城内，冀死灰复燃，或可再振。然府库军械，尽入游兵手，义兵势不支，遂大败。仓海孤身遁乡间，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兰以书告，日军乃从容以兵来收城。仓海收集散亡，义师复集。闻日军至，伏于途而击之。顾日军势张甚，仓海败亡之余，军容不振，无殊以螳螂之斧而御隆车之隧，故又大败，全军尽丧。仓海仅以身遁，复匿于乡。台北遂为日有。

　　是时，永福尚坚守台南，日军攻之，数月不能下。仓海思往依之，道中梗，不能行，而台北已陷。诸城邑闻台南义声，咸跃跃思奋。仓海复与之约，定期起兵，图恢复，为日军所侦知，防备周密，无隙可乘。日军复以台湾自主事为仓海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仓海窜身深菁穷谷间，幸脱于祸，而恢复之志不稍替。未几，永福力不支，台南亦失守。仓海知大势去，无可挽回，乃亦痛哭辞故国而行，台湾遂亡矣。

　　仓海既内渡，遂入广东，家于嘉应州，买屋居焉。杜门不出，谢绝亲友，自署为“台湾之遗民”。日以赋诗为事，而故国之思以及郁伊无聊之气，尽记于诗。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其所为诗尽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如飞兔騕褭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慨，皆腾跃纸上。故诗人之名震动一时。又往往侧身南望故乡故国掩映于苍烟暮霭中，迷漫不可见，念一身之无属，独怆然而涕下。又有时酒酣耳热，与二三知己谈故国轶事，辄虬髯横张、怒发直竖，须眉嘘噏欲动，气坌涌而不可遏。识者莫不哀之。是时，大吏闻其贤，屡招之。仓海均婉谢不肯出，祗愿担任教育事宜。大吏遂聘之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两广方言学校校长。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咸端志励学，克承厥绪。光绪末年，各省尽成咨议局，仓海为粤人士所推毂，选为议员，旋举为副议长。高谈雄辩，四座皆惊。于地方积病，尤日思所以推陷而廓清之。如禁赌一案，其最著者也。

　　是时，种族革命之说腾播于全国，仓海喜曰：“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中国，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所无恨也。”仓海斯言，竟成谶语。革命之功方成，仓海果忧劳成病矣。清命既革，仓海以楚国之望，推为教育司长，不惜劳困，黾勉从公；复登广告于报端，复其原姓为丘氏。未几，南京代表团成立，粤中推仓海为代表。及临时参议院告成，复选仓海为参议院议员。匆匆就道，兼程而行。及抵南京，而伏疾遂发，自知不起，亟仓皇返粤，遂卒于嘉应州镇平山居。卒之日，遗言葬须南向曰：“吾不忘台湾也。”及葬，执绋而哭者数千人。台湾遗民之在广州者，哭之尤恸。既哭而复挽之曰：“忆当年祸水滔天，空拚九死余生，只手难支新建国。痛今日大星坠地，祗剩二三遗老，北面同哭故将军。”

　　山渊曰：台湾一荒岛耳，成功开拓之于前，铭传经营之于后。今日人皆本成功、铭传之旧而潢张之耳。台湾旧不通于中国，郑氏筚路蓝缕，拓其地以延明祚之一线，清廷竭数十年之兵力必欲降其众而有之，既有之不能以自守，复以资于日本；是清廷不特负台民，且无以对郑氏矣。仓海以台湾孤臣，首倡自主，崎岖艰苦，卒以无成，寄意于诗，以自哀其志，死之日犹不忘故国。其心之苦，奚让宋、明末祚诸遣民。世徒以诗人目之，奚足以知仓海之志耶？然当日握全台之权者，惟景崧。景崧优游养祸，不战自溃，使稍听仓海言，或不致此。是亡台湾者，景崧也。景崧既遁，知兵之名扫地以尽，卒客死于广州，无人过问。仓海之死，人尽哀之。呜呼！台湾虽亡，仓海不死矣。

　　江山渊先生名瑔，高州人，民国初，曾为国会议员。其本人或亲族必曾随宦或游历至台，故能详悉台事若目睹耳闻，非他传记所能及也。惟于唐公景崧责备未免过重，是或者江先生爱国之殷，遂言之切，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尔。原文载民国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今于文中所书先府君讳皆易作仓海，其间有时地错误处，亦略加修正。男琮谨志。

（来源：台湾文献丛刊）

编辑：齐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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