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二、 定义与研究架构

　　研究台湾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学者一直为以下问题所苦：其一，“国族”，或曰“民族”，本系外来概念之汉译，非根生于其传统，即令以“国族”抑或“民族”来迻译西文nation一词孰佳，也有争议。其二，传统“中国”是否为一国族，原就启人质疑；在“中国人”、或“中国国族”之外，是否真有一事实上之“台湾国族”，亦同令人困惑。以上语意学上的困境，根本导因于以下难题：国族与国族主义皆难以适当定义。早期学者定义国族主义时，大抵依附文化先决论的典范，强调国族有生物、政治或文化上的客观特征。

　　之后，学者关心者，乃在国族的恒常性、或是其与现代化与共生的问题。

　　但是，若强调国族的现代性，那末，前国族时期传统的文化和血缘等客观表征，就不足以作为区划国族的有效条件，这无异使过去文化先决论的典范需修正，趋向于研究国族形塑所应有的主观条件。1980年代后，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或族群符号模式(ethnosymbolicparadigm)论究国族型态，有突破性的发展。这类新兴理论大抵将国族视为人为的文化产物。例如，霍布斯邦(Eric J.Hobsbawn)就认为“国族是国族主义的创造物”，此说呼应葛尔纳(ErnestGellner)的论点：“国族主义不是的国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国族主义发明了原不存在的国族。”霍氏大抵接受葛尔纳“国族主义是一促使政治与国族单位合而为一的主张”的定义，并进一步指陈国族主义的目的在创造独立的国家(states)。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虽同葛尔纳、霍布斯邦等，强调国族认同的形成是一个集体认知过程，但渠不同意霍氏指国族为虚构或捏造的论点，而以为国族是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想象(imagine)”出来的。所以，安德森把国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但却有主权的共同体。

　　而国族想象则就是指形成共同群体过程中，所有对此一集体的形象认知，以塑造国族认同与国族意识。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国族研究范式，深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点，以此为核心，似可以找到一个对中国或台湾国族主义研究富启发性的途径。

　　其一，安德森跳脱了过去学者研究国族主义时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

　　安德森认为，受殖民母国歧视为十八世纪在美洲的克瑞奥里人(creoles，指在美洲出生的欧洲移民后裔)提供了共同经验，且当时殖民地的行政区划，为国族提供了想象的地理边界，这两者的重合，才造就了第一波的国族主义。反观，过去学者在研究中国/台湾的国族主义时，也往往落入欧洲模式的窠臼，过于强调语言、文化、血缘、及公民意识形塑国族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中国传统的我族认同观点、以及政治现实等主观条件，对现代性(modernity)的中国国族、或曰华人社会之国族观有重要影响。传统中国的我族认同，是以华夏为中心所建构的一套世界观作基础；西方汉学界称之为“文化主义”或“华夏中心主义”，并认为只有在中国受西方现代文明冲击而失去文化优越感后，“外来的”国族主义思潮才会快速兴起。

　　这套解释模式可谓系出于欧洲中心的国族研究典范。其茫点在于视文化主义与国族主义不相融合，而忽视了文化主义可以是一套原型国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且由此主观原则所形成的文化界限、共同历史经验、与客观政治边界的重合，为现代中国国族想象，提供了最原始的“边界(boundaries)”。

　　事实上，若视透过研究族群的主观边界(boundaries)的形成与变迁为一可行的研究途径，以探讨族群本质，则此途径可以溯源至一九六○年代末期。例如巴斯(Fredrik Barth)就以为，族群为其组成份子主观认定的范畴，而此范畴主要由“边界”来维持，以此一边界来排除与己不同的外者(other)暨强化内部的凝聚与连系。这个边界，往往是由各类透过文化性的解释而形成的符号所建构之“社会边界”。台湾的学者王明珂以巴斯的边界研究为基础，对于中国国族过去的起源有出色的论述。简而言之，王明珂以为国族的本质，是由里向外的同己与异己二分的人群范畴，而此人群的主观认同，或曰族群范围，是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缘来完成，而族群边缘是易变的、开放性的、且可被利用的；中国过去华夏国族的形成，实是边缘内外的族群不断凝聚新的集体记忆与进行结构性失忆的过程。由是，王明珂这一套由“华夏边缘”探究中国国族认同的形成与本质的研究模式，同时也植基于另一个对国族研究重要的概念——集体记忆。

　　对集体记忆之研究，由法国学者阿伯瓦克(MauriceHalbwachs)于一九三○年开其端。渠以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当然，国族也在内──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当然，集体记忆不是真的由团体或制度在做记忆，乃是个体各自依循所处的团体脉络(groupcontext)中来记忆或是创造自己过去的历史，所以，集体记忆并非来自于天赋，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概念。

　　而过去的记忆千头万绪，至于那些记忆可以挑选出来组成新的集体记忆，常基于其背后所蕴藏之现实族群利益。至于集体记忆与族群形成问题之间的关连，霍布斯邦认为所谓“集体记忆”是可以创造或发明出来，以凝聚团体的共识。

　　安德森则重新省思前哲瑞南(Renan)在〈什么是国族？(Que’st-ce qu’unenation?)〉文中所指陈“国族的本质是每个个人都会拥有很多共同的事物，也同时遗忘很多事”之语，并特别提醒他的读者注意瑞南提出的“必须已经遗忘”概念，因为国族主义源自于人类意识在迈入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一次激烈变化，而国族意识内部的变化都会依国族自身的性质而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从此“遗忘”中产生。

　　由于霍布斯邦认定集体记忆是可以被发明、被创造的，渠以为所谓这些支撑现代国族概念与建构国族意识所必须的“被发明的传统”，很可能是史学家以历史来自圆其说，利用旧史料来创造历史的连续性；所以霍氏点出“史家与国族主义有高度的关联”。

　　而安德森对霍氏只“众人的过去”系可以虚构性的主张不以为然，但他研究范式的关怀重点，同样着重“历史、记忆与遗忘、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之形成”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集体记忆乃是透过对历史的再理解与再认识的过程而产生的，而采择的过程中，历史撰述者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何以笔者选择以历史著述作为国族研究的切入点之缘由所在。这一套“想象的共同体”范式既由主观认知的条件出发，从而使血缘、语言等客观条件变成只具参照性，而不再是绝对性，这对于同属华人社会如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国族主义研究，可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安德森就指出，台湾国族主义是很克瑞奥里式的──即使与中国分享同样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但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对立，促使形成一个新的国族想象。

　　其二是研究途径的启发。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才使以想象的形式创造现代国族成为可能，并提醒学者可以透过研究小说、报纸等媒介中有关国族的论述或形容，来理解国族是如何被先行者所想象出来。渠以为小说或报纸等这些与国族建构有关的论述，皆是放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其架构是历史的，才得以使一个与原社群平行的群体──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的先质──的产生成为可能。安德森所建立的途径，显然导源自渠对早期美洲及欧洲模式的观察；但如果应用于传统华夏文化影响所及者，如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史学著述作为一项推展国族想象的媒介，和小说、报纸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可以视为重要的研究文本。

　　此外，本研究架构之取径，亦受益于杜赞奇(Praesenjit Duara)之启发。杜赞奇在其名著《护史退族(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of Modern China)》论证：历史是非国族国家转入国族国家(nation-state)的根基与模式，而国族则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因此，“历史研究的主题或能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认同群体等，但其对照组总是国族。”

　　杜氏原旨在批判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的中国启蒙史家“利用重分期等叙述方式，以塑造一个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至未来的共同体，把国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的直线进化史观。

　　然而，他也同时论证了史学著述在国族形成过程中的工具性与可操作性：历史是国族认同藉以形成的最重要教育手段；同时，历史写作既然将国族国家(nation-state)自然地化为包容过去经验的载具或外壳，因此国族国家也获得对其历史实体上的人民和土地所具有的权利。

　　杜氏的分析，在方法上对后学有所启发：可以利用对于史学著述的叙述结构或研究典范，来研究社会精英营造其共同体集体认知的过程、及其如何所受既有族群想象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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