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在历史分期上，连横将日据前的台湾历史区分为四个断限，并分别名之曰：《开辟纪》、《建国纪》、《经营纪》、与《独立纪》。这种历史分期方式，与当时在16 通识研究集刊 第四期

　　中国由梁任公所标举“历史当是记述国民群体生活进化”的史学新义并不相类。亦即，连横的分期方式仍是依据“统治者的更替兴迭”作为坐标──这种方式正是自司马迁着《史记》、开创纪传体以降，中国史家撰述“正史”的正宗方法。这种记述历史的方式，固被梁任公讥评为“断烂朝报”，但其背后实蕴藏了一套绵密的历史哲学，与过去中国人在华夏族群想象的形成，有深切的关系。

　　简而言之，“正史”之“正”，除了意谓代表官方史书之立场之正外，最重要在标举“正统”。中国自汉代以降，所有新立的朝代皆有为前朝修史的作法，而其目的，在阐明本朝与前朝间有连续性，以示本朝得位正也，亦即新立之政权有完全之合理性。据饶宗颐的分析，中国史学正统说之理论根源有二：一是采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是则《说文解字》指“统，纪也”，裴松之《史目》亦云：“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记”，可知“统”原本为时间之概念，为正闰之说者，其争论点即在承接之间是否为正与不正之问题。其二则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于《东晋元魏正闰论》则揭“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之义，欧阳修继以强调“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因此，统之意义亦转而兼有空间之意义。

　　关于正统论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初提倡中国史学革命的梁启超，抨击甚为严厉，认为正统论的产生，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的结果。所以，梁氏批评：“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其弊在使中国之历史述作，但见君王，却视全国人民为无物。

　　要能进一步掌握梁氏批评之要指，必得先行理解梁启超所有之假设。

　　第一，梁启超认为国族主义源起于欧洲，且当时“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厥居其半。 渠又以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明显地，梁启超的主张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背后的时间观念是一种线性的观点。

　　然而，正统论的背后，或有部分陈陈相因的线性观点在，但若从根源来分析，无论是“五德终始说”、或《公羊传》，其蕴涵的时间哲学，率皆为一循环、来回返复的时间观点。是故，基于正统论所为之史学述作，自无由于去说明群体进化之必然公理，亦无法与泰西之良史相埒，为国族主义之载具也。

　　第二，梁启超心目中的国族主义，是一种以种族界限为根基的国族主义；渠即指陈：“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氏所提倡之国族，为一“中国国族”，即一涵摄汉、满、及中国境内其它各族的共同体。而正统论所标举“大一统”之义，从政治整合的角度上固然有助于浮现国族的边界，但正统论之“居正”一义，显使国族内部再切割为内外之别，遂使中国仍处于“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之阶段，自无由达到“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正是使中国国族“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于不可得合，而有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

　　由以上假设，当可推知：梁启超所为之中国人想象，系由更大范围的种族的政治边缘立说。是故，渠之所以对正统论提出批判与攻诘，正是因为梁氏理解到，透过史学上的正统论争，一个以文化价值为族群分界标准的体系早已经存在于中国，而这一个体系是与梁启超心目中当代西方国族主义的原则──对于梁启超而言，理解并运用这套原则与否，正是国族优胜劣败的重要关键──不相涵摄的，而有所妨碍于梁启超所认定的国族想象。然则，诚如宋代的郑思肖于《心史》论及正统时，有道：“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历史上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

　　此因郑思肖以为，夷狄入主中原或得统不正的政权，都不足以为“中国”；所以，透过正统论而产生的“中国”或“中国人”论述，是一文化上、血胤上的中国人，而这个“文化”边界的构成，其实就是儒家的道德价值，即所谓《春秋》之义也。由是，就现代的学者而言，正统论并不全然如梁启超的看法系一史学的反价值，如饶宗颐就指，细察正统问题的探讨，则精义纷披，正可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以承统，又如何方可以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

　　同时，正统论既然是过去传统中国人自以为天下、而形成“华内夷外”的世界观体系下的产物，因此，若是同意现代中国国族的形成并非单是复制西欧式的国族国家、而是由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想象出来的这个前提的话，那末，史学上的正统论，也不尽然如梁任公所言，是抟聚国族的反功能，反可视为是那可转化以形成现代国族想象边界的原型国族主义内的文化条件之一。关于此点，则不妨藉由王明珂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

　　王明珂在研究“泰伯奔吴”的上古传说时指陈，古代华夏族群基于现实政治需要，常利用“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之手段，来改变原有之集体祖源记忆，创造新的族群边界，俾便容涵原先位在华夏族群边缘的人群；反之，处于边缘的群体在寻求华夏诸国的认同时，亦往往透过寻得或假托有来自华夏的祖源，来完成「华夏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古代华夏族群边界的形成与变迁，基本上有赖于华夏及其边缘族群双方对本身过去的“结构性失忆”。

　　因此，王明珂强调，“正史”无疑就是这一套创造“结构性失忆”的工具；如前述之泰伯奔吴的故事，就是透过司马迁的《史记》，而成为华夏族群的集体记忆。亦即，华夏边缘国族为求攀附于华夏所虚构的祖源，在华夏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吸纳进中国史书的撰述中，终于成为中国正史的一部分。同时，在王明珂看来，寻求攀附者，并不仅止边缘族群，即便居于华夏内部的个人或群体，也会为确认其作为中国的位置而寻求攀附，以得到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空间资源，并且避免自身落入边缘而遭遇歧视；诸如地方的方志或地方史的撰写，就是例证。由是，这些方志或地方史自难脱离正统论的脉络。连横的《台湾通史》及之前在台湾所官修的地方志书，实亦循正统论史学范式的脉络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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