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郑成功历史形象的转折，本来就是研究中国国族主义者的重要观察点。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在有清一代经官方近两百年的压抑之后，在晚清开始快速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文网渐弛，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起历经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后，知识分子对所属之群体产生了迫切的危机感，并亟欲唤起同胞的同理心，因此，在营造国族整体性的需求下，鼓吹国族主义的知识分子透过对“民族英雄”历史表述来建立属于这个国族所共有的历史脉络，以凝聚国族认同。台湾的学者沈松侨就指陈：“在（晚清）国族主义历史叙事的操弄之下，这些历史人物本有的动机和成就，也遭到截然不同的诠释或扭曲，从而被赋予一个全新的形象和意义。”

　　又，由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满汉对峙、致国族界线与族群界线纠结缠绕难分的历史情境中，以反清为志业的郑成功，可以说是这些被重新诠释的“民族英雄”中，其历史形象最复杂的一个。立于种族为根基的国族主义者和主张保皇者，对郑成功就有殊涂的叙事与编码：在反满的国族主义者的笔下，郑成功是“抗御外侮”的汉族英雄，“能排异种以殖新地”，并建立“海外新中国”；而保皇派的知识分子则塑造郑成功为开疆拓土的英雄。

　　沈松侨在评析晚清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利益、而对民族英雄有不同诠释时，指出这只不过是殊涂而同归而已：都是透过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将中国国族这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表述成一个悠久而绵延不绝的根基性群体。

　　所以，即如克罗伊齐尔(Ralph roizier)所言：郑成功的历史形象，系在其薨逝后，依据后世在价值上所需要意义符号而产生变化，进而成为历史、或是过去与现在对话的一个部份。

　　历史意识的本质其实如此。而连横对于郑成功与南明的叙事、甚或是对于台湾史事的重构或建构，亦无非因应变局，以特定之价值确立国族的既有界限尔，亦即建立一特定的历史意识。

　　就文本看来，在连横心中显然已将郑成功予以神格化，以为是“开台之烈祖、建国之大神”；这当然是与郑成功死后因获善信的崇奉，而成为台湾、福建地方民间信仰的神祇，而后并有官祠之奉祀有关。

　　然而，若论及世俗的历史形象，在连横笔下呈现出两种形象。其一，精忠明义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一如诸葛亮，是存故国正朔而力图匡复的忠臣；又如岳飞，是抵抗异族侵略而信夷夏之义的真英雄。连横有诗云：“诸葛存汉岳驱戎，继其武者唯我延平真英雄”，足可管窥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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