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当然，自郑经以降，郑氏的确不见得以“光复大陆”为唯一国策；若套用现在定位当前两岸关系的用语来定位当时郑、清之间关系的话，那末，可以说：郑氏政权为一与满清政权互不相统属的政治实体。质言之，郑氏在台湾，有绝对的主权独立性。这一点，并没有人质疑。只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到底还是不是中国、还有没有正统？如果单从领土一统的概念来比观：满清奄有过去的整个中原，且几括取了明朝政权所能及的领土；而郑氏所据者，除少数于内地的据点外，不过是过去明朝不视为版图、且为逋薮与倭巢的台湾一岛；显然地，偏安一隅的台湾，地处边陲，似为偏统而不得正。但若举过去历朝士人就三国中魏、蜀、吴三者究竟孰正的争议为例，亦有论者不以蜀地处边陲而视其为正统。因此，血胤、文化这类的根基式条件，对于坚持夷夏之辨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可能远较领土一统来得重要；连横的看法显然倾向此见。试再举连横其它相关文本，进行讨论：

　　“台南，古都也……永历十五年，延平郡王克台，改名东都，设承天府……当是时，东都虽属草创，而金厦诸岛均服政令，汉族衣冠赖以不坠，泱泱乎表海之风也。经立，改东宁，以县为州，委政勇卫陈永华。永华儒雅，与民休息，乃筑围栅，起衙署，建学宫，以兴文教，而东宁规模渐备……凡郑氏居台二十有三年，传三世而明朔亡……向使郑氏不灭，明朔长存，抚我华侨，用张国力，以经略南峤，则日东宁仍为全台首都，未可知也。而延平无禄，经又早世，遂至叛将称戈，孱王奉版，沦胥以亡。天也，抑人也。”

　　“克台之岁，[郑成功]改台湾为东都，……纲纪振饬，制度修明，泱泱乎大国之风也。”

　　“台湾当郑氏之时，弹丸孤岛，拮抗中原，玉帛周旋，蔚为上国。”

　　“台湾当郑氏之时，草昧初启，万庶偕来。广土众民，蔚为上国……。”

　　参照以上文本，可进一步解读连横对“建国东宁”一事的认知：其一，透过郑氏政权，文化得以推展到台湾；台湾既已为“化”内之地，即为华夏之域，且文化及法制粲然大备，可谓中国。其二，透过郑氏政权，汉族的衣冠得以保存。如果汉族的政权，才有资格为中国之正统的话，那郑氏无疑地又延续了中国的正朔廿三年。也就是说，郑氏的国祚、明朔、中国，这是“三位一体”的。

　　总而言之，就连横的历史观点观之：郑氏之功，在使台湾成为华夏之域，得能使汉人的活动空间扩大；并且，台湾既为中国，据其地所立之汉人政权，当可以有为中国“正统”——亦即政权合理性——的可能，而此“正统”与否，仍然依汉族与否作为判准。质言之，连横以为：即使国族在客观上的、空间上的活动界限可以扩张；但是，主观上的国族内涵，亦即其根基界限，却是相对封闭的。由是，在连横笔下，郑成功作为一个抵抗异族的国族英雄，以及作为一个开疆辟土的国族英雄，两种历史形象，完全可以调和，一如同连横以下的赞词所呈现者：

　　“夫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借威灵，安生乐业，此天之默相黄冑，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朔也。”

　　透过了〈开辟纪〉、〈建国纪〉、与〈经营纪〉的叙述，连横确定台湾与中国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说，连横确认了台湾作为中国的位置。同时，在这个“边陲的台湾攀附了中国”——在此，笔者借用了王明珂的理论——的过程中，连横强调，“郑氏治台”最具关键。问题是，连横帮台湾找到与“中国”的历史缝合点，但如何处理像“台湾割日”这样的历史的割裂呢？以下就渠之《独立纪》续为分析。

　　〈独立纪〉开章明义写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五月朔，台湾人民自立为民主国，奉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而篇尽之语则为：“（九月）初四日辰刻，日军入城，海军亦至安平，[刘永福部所]遗兵二十余人被杀，而台湾民主国亡。”《独立纪》所记叙者，不过百余日之史事，但所占之篇幅，竟相埒于所记叙逾两百年之〈经营纪〉；而且，如论起记事之详赡，《独立纪》甚至较《建国纪》尤有过之。由是，当可推知连横强调“史者，民族之所依凭也”的治史态度：在转换之际，台民“誓不服倭”的抗日活动，最能表彰国族意识与气节。同时，从其内容，亦足论断：连横以为乙未抗日系以“独立”、“建立台湾民主国”为主轴线进行的国族抗争行动。

　　然则，此一台湾民主国的“国”之本质为何？有论者以台湾民主国之成立，与其说是台湾人民抗日的开端，不如视为中日马关条约议和交涉的延长：亦即一种台湾与中国的官绅企图透过外交的干涉、来达到从日本手中挽救台湾之目的的政治设计。

　　且参照其它可得之史料。当时，台民与官绅云“台湾属日，万姓不服；既为朝廷弃地，惟有死守，据为岛国”、 且盼“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

　　故所谓“自主”，不得已也，实无独立之真意：不过“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机，自仍归中国”而已。此节可以由被台民公推为“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唐景崧的函稿中再窥知一二。唐景崧曾代表台湾的官绅士庶电告清廷曰：“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

　　同时，渠尝电告各直省大吏曰：

　　“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以为事关军国，必须有人主持。于四月二十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门递呈，请余暂统政事，经余再三推让；复于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环吁，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换用国旗‘蓝地黄虎’，捧送前来。窃见众志已坚，群情难拂；不得已，为保民起见，俯如所请，允暂视事。即中议定，改台湾为民主之国。国中一切新政，应即先立议院，公举议员，详定律例章程，务归简易。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又曰：“台倘幸存，自仍归命国家；印、旗系为交涉各国结援而设，免中国受牵累。”

　　显然，唐之接受台湾民主国总统大印，实系不得已的从权之举，无怪乎并无与台民共存亡之决心。

　　尤甚者，台湾民主国年号为永清，就是示台民“遥戴皇灵”、“永戴圣清”之意，即使自主，仍「恭奉正朔」，并以台湾遥作“南洋之屏障”，与中土“气脉相通”，而自主之台湾民主国和清廷所代表中国实犹一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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