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应足论证：当时台湾民主国之成立，并非响应一个事实的台湾国族有建立一个属于台湾的国族国家(nation-state)的需求。考诸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的史料，当时台湾人民已然自称“台民”，并且自觉为受遗弃的一群——例如，台湾绅民有电奏清廷力争不可割台者，曰：“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固亦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弃之？”

　　这种同属“弃民”的心态，正好作为动员抗日的情感工具。举隅而言，当时帮办台湾军务的刘永福，就有以下布告曰：

　　“为开诚布公、激励军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所不忍见；更何怪我台民发指眦裂，誓与土地共存亡，……嗟乎！积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载福，谅能默转气机。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

　　又如，在《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则谓：

　　“日本要索台湾，竟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呜呼！惨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战之士一呼百万，又有防军四万人，岂甘俯首事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

　　虽然，此休戚与共、敌慨同仇的感觉，在事后经过适当的诠释，成为当时台民共同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变成一种有可能造成边界浮动的国族想象来源——当然，《台湾通史》就是一种诠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国对于“台湾国族主义”的启发，有其意义。例如，学者吴叡人就指陈，因为“台民”作为一个“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象，很快地在之后的抵抗活动中变成了一个动员的象征，而此看似空洞的象征，被更后期的反殖民运动“夺占”后，具体地被想象成现代台湾人国族国家的起点。

　　但是，若溯及台湾民主国之成立，当时显然尚无一轮廓清晰的“台湾国族意识”来作为抗日的理论凭借。相反地，在《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中，甚至出现以下文字：“台民皆籍闽、粤”。说明了当时台民依据自己的祖源，把自己想象成与中国福建、广东之民相同之人；而之所以起而抵抗日本，固有浓厚保家卫土的性格外，其实是沿着“中国人/日本人”这条国族对抗的边界，而非“台湾人/日本人”这一条边界。再试读以下刘永福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的文告中所言：“何以天无厌乱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独不思苍生无罪，行将夏变为夷！”

　　说穿了，当时以“台民”为中心所遂行的国族对抗，理论基础仍近似明末儒生抗清的前现代(premodern)思想格局，即华夏民族不受异族统治，其边界就是沿着传统中国的“夷夏之辨”而行──尤其，在晚清的知识分子在饱经西方帝国主义攻坚下之变局后，这条边界早已经一再被作为“启蒙与救亡”的动员工具。

　　既然“台湾民主国”无独立之真意，且非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事实的台湾国族所建立国族国家，那末，连横以《独立纪》为篇名记之，是否妥适？笔者以为：台湾民主国的政权亦从未有效控制台湾所有的土地与人民，政府机器与官僚体系亦从未真正运作，也从未获他国外交之承认，终未成事实之独立国家；即使如此，自一八九五年五月至九月，“台湾民主国”作为一台民公认之政权，确有短暂的“事实自主”曾经存在——就算其生命周期短若蜉蝣。以史料看来，无论当时的中国官方、抑或是台湾的官绅，称台民据台为国的行为为“自主”、或“自立”，而未见“独立”用词。“独立”与“自主”在“不受他者的约束或协助，可由自我的本体为主张或行为”之意涵上，虽然可以共通，但“民族独立”一词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普遍于中文被使用，并往往与“民族革命”相联系——显然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主张民族革命者就是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因此，“独立”在《台湾通史》之用，不但有标举台民“誓不服倭”、及日本占台的侵略本旨以外，亦有正“台湾为中国”、并举“清非中国”的国族恢复之义。且进一步探讨连横《独立纪》之笔削。渠所择取之文件，重点在强调乙未转换之际，台湾人民由闻割台时“不甘俯首事仇”、转而“誓死守御”，并“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之故事。是以，根据以上这种价值而效死者，如吴彭年、吴汤兴、徐骧、姜绍祖、及林昆岗等官员或诸生，都获得连横在列传中的高度赞扬。

　　相反地，最后关头弃台内渡的丘逢甲、唐景崧等人，连横则颇轻之；即如于台南城破前才因议和不成仓皇逃遁的宿将刘永福，连氏则亦不免有所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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