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台湾通史》中的国族想象

　　在《台湾通史》中的四篇“纪”中，《建国纪》与《经营纪》这两篇，是最能表现正统观念的。诚如前述，“冀补旧志之缺”是连横作史的原始动机，而旧志之鏬，除因年久失修而未及备载台湾迩来发展外，最要者厥为“每蔑延平大义”；因此，连横对旧志的不满其实是渠与官志在政治上的族群立场不同而致之，这就涉及两方对郑氏政权、南明政权、及满清政权合理与否的基本观点。

　　虽然早于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即已下诏曰“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但在有清一代的台湾地方官志中，大体仍以化外的伪政权、或逆孽来记叙郑氏政权。即举引发连横作史的余文仪修《续修台湾通志》为例，余文仪在自序中就说：

　　“（闽之台湾）有明之季始为荷兰停泊互市之所，继为郑逆所踞，文物未通于上国者，盖数千百年……我朝一德同风之治，沦浃无外。康熙癸亥岁，地入版图，休养生聚，迄今九十余年，不惟富庶之规与中土埒，而诗书弦讼所陶泽，亦彬彬乎与诸夏争后先。”

　　显然地，余文仪认为台湾已成为“诸夏”、“上国”的一部份，而之所以得能如此，则除了在政治上被清廷纳入版图外，最重要的是文化上受了中土的泽被。质言之，台湾与中国有无内外之分，除关乎政治空间上行政控制所能及与否、以及具体上自然地理空间上的区隔外，最核心的界线就是文化；而台湾之所以能与中土在文化上相连系，则是因为“清廷的统治”给予了台湾进入中国体系的一个时间坐标。至于郑氏治下之台湾，余志则以为“文物未通于上国”的化外之地，非关中国。当然，如以推动中国的文教事业作为一种文化联系的具体坐标，那末，那在台湾实开其端者厥为郑氏治台时期；但余志之所以就此节略而不提，当然是一种成王败寇式的官方解释，也可以说是有意遗忘郑氏政治的影响，而强化清政权的合理性。事实上，余文仪所续修的这部通志，除增补若干史事外，其内容几乎是完全概括接受之前范咸重修的府志而来，而范志又承高拱干所主纂的《重修台湾府志》而来。在叙及郑氏政权时，这些官志的立场，与其所引用的官方文书一致，皆视之为盗贼或余孽。例如，在〈封域志〉开宗明义地指台湾原为海外苍茫岛屿，初为逋薮，继作倭巢，“自伪郑拾荷兰之遗，城市室庐，颇近中土。逮入国朝版图，声教遐讫，经营而缔造之。”又指“本朝顺治初，郑芝龙子成功叛据厦门”后，旋于海道犯江宁败归后，逐荷兰人而据台湾，至于对于清廷遣施琅取台一事，则以“荡平郑氏” 或“平郑逆” 叙之，并说郑氏的军队为“贼众”，并“望王师如时雨”。

　　除官志外，有些清代士人所著的地方的野史，亦采择官方的立场。例如，曾经于康熙三十九年来台湾采硫的郁永河，在渠所著以记这次采硫行程的《裨海纪游》一书中，就有云：“我朝声施远被，伪郑归诚。”

　　郁永河还另有一本书记叙郑氏政权史事的书就名为《伪郑逸事》。

　　以上这种视郑氏政权为“郑逆”或“伪郑”的叙史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把当朝的清视为正统，而把郑氏政权视为“伪统”；这种政治上“皇清/郑逆”的“正/伪统”之分，对应“教化”与否的文化坐标，恰成一种想象“内外之别”界限的判准。康熙四十三年作《台湾外记》的江日升于该书凡例中就此“内/外”之别有所发微：

　　“是编以外名者，郑氏未奉正朔，事是化外；台湾未入版图，地属荒外。若以化外、荒外弃而弗志，恐史氏訾其缺陷。兹编而以外名之，一以示国家绥靖方略，修荒服于版图之外；一以明郑氏倾向真诚，沾朝廷于教化之内。别外以重内，法春秋之义也。”

　　由江日升所言可知，中国传统史书中所谓的“内/外”之别，其实就是循孔子述作《春秋》时所揭“退诸侯，讨大夫，贤贤贱不肖”之旨，亦即“尊王攘夷”之大义也。是故，中国传统史学上正统观，除了有文化界限的意涵外，亦有政治道德界限的意涵。根据这种历史哲学，史书所载的事件固有其时间与空间范围的限制，但依附于史学述作的道德价值，则是超时间与超空间的。 连横就有曰：

　　“六艺，圣人之书也。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时，王熄诗亡，孔子伤焉，故为其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用弘矣。夫拘于天者，不足以治人。泥于古者，不足以制今。风俗之成，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远至千年。潜移默化，中于人心，而萃为群德，故其所以系于民族者实大。”

　　显是，连横奉行这套历史哲学。

　　既然史学正统，事涉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其判准，又是依据强调“夷外华内”这样带有我族中心主义偏见原则的一套包裹着道德外衣、实则为根基式的文化先决论，所以，当非汉族政权的清朝是否可以、何时起可以为正统，就是一个问题；而与此一问题为一体之两面者，厥为于满清入关后，纷立于各地的南明各政权，是否可以为正统的问题──显然地，这个问题关乎对郑氏政权是否合乎正统。乾隆年间敕张廷玉所修的《明史》，叙明史本纪止于思宗，南明各王则入列传，并称其年号为“伪”；当朝士子对于官修史书持不同意见者，如曾焘曾撰《历代帝王统系图纪》，将唐、桂二王列入，称明十九帝，官方以为诞妄，故销毁之。官方既积极取缔对正统之异见，王夫之乃批评“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

　　虽如此，就南明各朝之统与官方意见有间者，仍不绝如缕。即如江日升之《台湾外纪》虽视清朝为正朔，并以台湾为外，故曰记台湾之史载为“外记”，但实则对于是否应将奉旧朔的郑氏视为伪统，江氏则不无疑义。渠指“但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克守臣节，事未可泯……台湾成功之踞，实为宁靖王而踞，亦蜀汉之北地王然。”

　　江日升之父原为郑氏部将，对于郑成功的评价倾于正面，不难理解；但江日升仍然避忌沿夷夏之防的边界论正伪之分，只是强调郑成功克守臣节是体现“忠君”的价值，这倒是清廷可接受的，因为郑成功的负隅抵抗、孤忠不屈，固然造成清廷先前的困扰，然事后亦不失为宣扬君臣之义、巩固王朝统治权威的范本；所以，晚清官方之所以在台湾为郑成功立祠，固有行小惠、顺舆情之用意， 但实在以褒忠“俾台民知忠义之大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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