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社事件”

　　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蕃人”，视其为“野蛮人”。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从1906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蕃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1930年雾社事件的爆发，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泰雅族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12社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口。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

　　这一带原住民彪悍善战。1910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这一地区，曾出动1000多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

　　雾社高山族人民具有光荣的抗日斗争传统，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之初，他们就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助过徐骧、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义军。抗日义军失败后，他们又帮助过柯铁领导的铁国山抗日军。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脑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

　　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正因为如此，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高山族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道是一位抗日的老英雄。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特别是他年轻时自己亲眼看到过抗日义军英勇奋战慷慨牺牲的悲壮场面，内心深处很早就萌发了复仇的思想。长大以后，他曾一度离开台湾，出国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台湾后，受台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影响，思想更逐渐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动新的抗日武装起义。

　　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入。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道知道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月27日正式发动。

　　莫那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在占据台湾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台湾殖民当局定这一天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要来参观和集会，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备进行突袭。莫那道等人商定起义行动分为两步：先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攻击小学运动会会场。凌晨3时开始，起义民众分数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27日上午8时之前，300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制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时，小学的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处，日本人纷纷倒下。操场上当时还有100多汉族人。起义民众只杀日本式装束的人，对于汉族人，只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小学里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其中还有两个汉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误杀。莫那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数十八。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道又派人破坏零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此事立到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用加急电报报告日本政府，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后，从本土派出多艘军舰和十几架飞机运兵到台湾，会同日本驻台的海陆空军和警察一起围攻雾社。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他们先用山炮猛轰，把马赫坡、罗得夫、荷戈、束库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然后调步兵发起冲锋。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激战到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起义军中有不少百发百中的猎手，退到山地以后，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向爬上山来的日军射击，一枪打死一个，使得日军裹足不前。日军用山炮对着山头乱轰，飞机也漫无目的地狂轰滥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义军向更深的山区撤退。日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起义军施放了糜烂性毒气，使得起义军遭到重大伤亡。

　　虽然莫那道指挥起义民众进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兵力火力对比大悬殊，只好决定率青壮年退守山林，并命各社老弱进入密林避难。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密林中自缢。

　　莫那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无法施展，莫那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先派人前去招降，为莫那道所拒绝；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也未能奏效。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存储用光。日军见屡攻不下，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死亡惨重。12月1日，莫那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然后剖腹自杀。花冈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娘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杀而死。雾社起义至此失败。雾社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不但将参加起义的诸社村落夷为平地，还对许多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并将人头砍下，以展示他们讨伐“凶蕃”的“赫赫战功”。马赫坡等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原有1400多人口，经过日军的屠杀，仅剩下 500余人。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日本当局先将六个社的头目十余人以主谋的罪名加以拘押，然后秘密地全部处决。六个社余下的人口，当局将他们集中迁往雾社的罗得夫、西巴岛西社严密看管，并暗中唆使陶珠亚部落进行报复。

　　1931年4月25日深夜，陶珠亚部落携带日本当局借给的枪械，冲进这六社残余部众的栖息地。六社余众手无寸铁，面临突袭，只有束手待毙。结果又有250余人被杀。经此屠杀后，六社仅剩298人。这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当局对于他们还不放心，又强迫他们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继续进行持续的压迫。1937年这六社残众只剩下230人。

　　自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殖民当局采取了所谓“威抚并用”的“理蕃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最为野蛮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残忍的屠杀手段来迫使原住民屈服。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像雾社这样的所谓接受殖民当局“教化”的“模范蕃地”爆发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现在，雾社已重建为“大同村”（原泰雅族谢塔喀群已被灭绝），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村中多有纪念建筑供人访古凭吊。

　　在雾社入口公路左边斜坡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曰：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褒义坊后建一座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即400位烈士埋骨之所。纪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樱树，已郁然成林。（原作者： 张廉熙 李敏 晓兰 ）